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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语带双关地说：

“盟军今日诺曼底登陆，靠的是天气。而我们对于天气的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开始并获得成果了。诚如你知道的那样，美国气象局以绝密的方式将各大洋四十年的历史天气进行分类，编成卡片，预报员利用这套卡片，几分钟内就能找到类似目前情况的历史资料。”

“可是中国呢？尽管去年底的开罗会议上，总统先生已经用十分亲近的口气谈论这个遥远的国家，建议正式将其承认为盟军的四大国之一，然而我应该说，中国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一个谜。至今美国国内少说有两种对华政策在互争短长的现实，难道不正是阻挡我们前进的又一个‘大西洋壁垒’么？”

罗斯福欲言又止，霍普金斯的话今晚听起来虽然有些使人扫兴，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问题上他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窘境。

被称为第一流中国问题专家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及其在美国驻华使馆的支持者们，力求强迫中国内部实行根本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他们主张对延安共产党人采取开放政策，希望抵制英国人利用美国的战时援助来支撑其正在衰落的对亚洲的绝对统治权的努力。同时认为，苏联人在欧洲和亚洲为了求得国内更加安全，也许会损害邻国的利益而尽力扩张俄国的边界。为了限制英国和苏联的这些做法，华盛顿必须认清并寻求它自身的利益。

目的自然是完全相同的，罗斯福和白宫里的一些人却坚持着相反的态度。至少在罗斯福看来，对重庆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仍是他对华政策的象征和实质，而国民党政权对日本作战的胜利则被当作保证中国在将来成为他理想的远东警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然而，这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显得愈发薄弱与苍白了。

罗斯福早些时候接到的来自中国战区的报告说，日本在中国东南部突如其来猛烈地发动了一次被称为“一号作战行动”的大进攻，驻防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几天之内，便开始了横跨几个省份的仓皇溃逃。有一段时间，甚至看来重庆都可能受到威胁，而使事态更加恶化的是，日军已经窜犯到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前沿机场所在的多数地区……

“那么，哈里，你能够帮我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么？”罗斯福对着话筒，依然笑容可掬地说，“就像往日那样，使一切困难，哪怕是我本人可能出现的动摇，也不足以妨碍它的实现。”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话筒里传来霍普金斯迫不及待的声音：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我们在对华政策上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判断性错误。这个错误的典型说法正如同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以后，《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写到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罗斯福耸耸肩，打断对方的话说：

“朋友，你是想告诉我，日本闪电般空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际上就打破了美国能够继续利用中国在军事上代表其对抗日本的可能性。由此你想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关系的悲剧：同盟已经结成，但正在进行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抗击日本，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美国的金钱与武器去赢得国内的最高权力。是这样的吗？”

“不仅如此——”

霍普金斯语气坚定地说：

“美中关系的悲剧还在于国民党政权已经欺骗了我们，可是我们至今没有丢掉幻想。老实说，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仍旧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基本上乱糟糟的并不重要的国家。然而，与之相反的，有些所谓的审慎观点，诸如中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如何重要啦，它作为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的缓冲力量又能起多大作用啦，却来自白宫，来自华盛顿……”

“不，来自魁北克！霍普金斯先生。”罗斯福猛力挥动手臂，语带揶揄地说：

“你方才列举出来的东西，均出自我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上与丘吉尔的对话。我是反驳他的。因为在谈到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时，他认为中国做得太少。诚然，中国战场政治和军事上的令人不快的现实，此时正被我们种种委婉的说法所掩盖。但是，你应当知道，我宁肯接受任何一个荒谬的说法，也不愿接受英国人即便是伟大的结论！”

霍普金斯非但没有感到尴尬，反而如同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战机：

“那么，史迪威将军的说法呢？总统先生，难道你会因为他不够委婉的说法而不认为他是个顶刮刮的美国人！”

罗斯福被霍普金斯语言的子弹打哑了。使这位美国总统感到疼痛的，却是日本人在用子弹和大炮对他说话。

“一号作战行动”挑战性的实施，对于日益卷入中国战场的罗斯福来说，无疑同时承受着深刻的刺激与威胁。一方面，他并不奢望对日本最后发动的空中和地面的攻势会来自中国；另一方面，他却坚信中国对于美国的报偿将是一个巨大的战后市场。就是说，中国仍然是他寻找中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而他面临的，不过是这把钥匙的需要摆脱的阴影。

“史迪威将军的策略也许是对的。”

罗斯福喃喃自语道：

“为了防止中国内战——从而减少共产党胜利和苏联干涉的双重危险——我们应当谋求一种把重庆和延安都控制在手里的办法。如果这种办法意味着一个最后的机会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探索一下中国内部危机的核心问题，从而检查一下我们在策略而不是在政策上所面临的挫折呢？”

霍普金斯接过话题，连连点头道：

“是的，总统先生。史迪威将军和驻华使馆的外事官员们早就主张白宫必须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借此看看美国是否可能摆脱原来那种不实际地片面依靠国民党的局面。老实说，美中关系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被动的。正是由于蒋介石长期坚持不让史迪威将军去整顿国民党军队，这支军队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所以，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还可以吓唬吓唬蒋介石，逼迫他与史迪威将军‘合作’乃至充分合作……”

“蒋介石不是白痴，尽管史迪威将军背地里对他的称呼是小笨蛋——”

罗斯福冷笑道：

“你读过他去年才写成的《中国之命运》吗？你认为以下便是一位打算把军队交给美国人的领袖所说的话吗：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简单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也就无所寄托……”

霍普金斯皱着眉头问：

“总统先生是否在说，蒋介石会以他执政的地位拒绝我们要求他准许一个代表团去延安的建议？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复杂问题的解决方式通常是简单的。”罗斯福不无自得地说，“在派人去延安之前，我要立即派人去重庆！顺便说一句，派往延安的不要叫什么代表团，叫观察组就行了；反之，派去重庆的人应在美国国内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人选，以便把我们希望让美国人去延安的意见告诉蒋介石。”

“人选确定了吗？”

“副总统华莱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