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奈特医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是在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是否能证明他就是和你同船的那个乘客?或者是否能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
“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先生。”
“你说这两点都办不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低声回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答道:“是啊,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场合,是你刚获释不久吗?”
“他们告诉我是这样。”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了起来,我就干了做鞋这一行,直到我发现自己和亲爱的女儿同住在伦敦为止,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这个过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来,这父女俩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这个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曾和某个尚未缉拿归案的同犯,一起搭乘从伦敦驶往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下车,但并未在下车的地方停留,而是从那儿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船厂搜集情报。传来了一名证人,他证实该犯当时确曾在那有要塞和船厂的市镇,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过另外一个人。犯人的律师仔细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除了这次之外,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一直都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揉成团,扔给了这位律师。律师抽空打开字条一看,不由得充满好奇地仔仔细细把犯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还是认为你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
证人表示这毫无疑问。
“你有没有见到过和这犯人很像的人?”
证人说,从未见过相像到会使他认错的人。
“那么请你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说着,他指了指刚才抛纸团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相像?”
对比之下,这位博学同行的外表除了有些懒散、不修边幅外——姑且不说他**不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同意之后,他摘掉了假发。他们就显得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下一步他们是否要按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及早看到这个证实他过于轻率的例子,他是否会这么自信?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等等,等等。这么一来的结果是,把这个证人像陶器似的砸得粉碎,把他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砸成了一堆废料。
终于,轮到陪审团进行讨论,绿头大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卡顿先生始终坐在那儿,盯着法庭的天花板出神,就连这一群情激动的时刻,也未能使他挪动位置和改变姿势。
然而,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卡顿先生,对眼前发生的事实际上了如指掌。比如现在,马奈特小姐的头低垂在她父亲的胸前,这一情况是他第一个发觉,并马上叫了起来:“法警!快照顾一下那位年轻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没见她快摔倒了吗?”
在她被搀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对她非常怜悯,对她父亲也深表同情。让他回忆起那遭囚禁的岁月,显然使他十分痛苦。在他受到传讯时,看得出他内心非常激动。打那以后,使他变得苍老的沉思,或者说是忧虑的表情,便像一片乌云似的笼罩着他。他出去之后,陪审团人员回来了,停了片刻,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团发言。
陪审员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要求暂时退席。法官大人(也许心里还念念不忘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惊讶,不过还是欣然同意他们可以在监督与警卫下退席,接着他自己才退了席。
在满布小偷和流氓的前厅里,虽说有羊肉馅饼和麦酒解闷,一个半钟点的时间还是过得缓慢难熬。嗓子沙哑的送信人吃了那种点心后,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张长凳上打起盹来。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股急速的人流涌向法庭的阶梯,把他也卷了进去。
“杰里,杰里!”等他到了门口,洛瑞先生已经在那儿叫他了。
“在这儿,先生!要往回挤真跟打架一样。我在这儿,先生!”
洛瑞先生从人群中给他递过来一张字条:“快接住!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先生。”
字条上草草写着四个字:“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