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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命垂尽 三呼过河（第2页）

呜呼哀哉公死矣，民今有粟安得尝。犬羊乘我虚，近复陷洛阳。[24]洛阳去东都，雉堞遥相望。不闻敢侵犯，岂是军无粮。秖畏我公霹雳手，气慑不复思南翔。呜呼哀哉公死矣，秋高马肥谁与防？天子久东狩，去冬幸维扬。都人心恋主，谓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辇，断肠还断肠。公独以死请，百请意愈刚。呜呼哀哉公死矣，万乘何时归大梁？咄咄肉食人，尚踵蔡与王，奸谀蔽人主，痛毒流万邦。人怨天且怒，意气犹洋洋。所冀我公当轴日，尽使此曹膏剑铓。呜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国（病）在膏肓。

我公我公经济才，设施曾未（竟）所长，但留英声与后世，永与日月争辉光。此死于公亦何憾，顾我但为天地伤。我闻天下哭公者，哀痛何啻父母丧。父母生我而已耳，安能保我身无殃。都人此时失所依，波迸东下纷苍黄。我公我公不（复）见，秋风在处生悲凉。百身倘可赎，我愿先以微躯当。灵丹如可活，我愿万金求其方。彷徨竟无起公计，安得长喙号穹苍！

呜呼哀哉元帅公，太平时节君不容，及至（艰难）君始用，民之无禄天不（从）。呜呼哀哉元帅公，古来有生皆有终，唯公存亡系休戚，千年万口长怨恫。嗟我草茅一贱士，念此抑郁气拂胸，衔哀忍涕何有极，愿以此诗铭鼎钟。

吴芾虽是个远离朝政的书生，但对朝政的昏暗，宗泽之死对国是的至重影响，是十分清楚的，“咄咄肉食人，尚踵蔡与王，奸谀蔽人主，痛毒流万邦”，认定黄潜善和汪伯彦就是蔡京和王黼再世。“呜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国（病）在膏肓”，“古来有生皆有终，唯公存亡系休戚”。吴芾尽管发出了“百身倘可赎，我愿先以微躯当”，但人死不得复生，他真不知宗泽死后，“膏肓”的国病是否能够医治？

处于贬谪地位的李纲，闻此噩耗，痛断肝肠，“方时危而失此一人，其可哀也矣！赋诗以哭之”：

时危念人杰，济物须材雄。寻常龌龊姿，讵可收奇功？英英宗夫子，邈与古人同。抱器实磊落，秉心郁精忠。彯缨仕州县，山立不妄从。青松虽未高，已足凌蒿蓬。涉世多龃龉，失官久龙钟。擢居河朔郡，烟尘正昏蒙。今上在藩邸，持节使虏中。力争不可往，高牙建元戎。王室遂再造，廊庙当畴庸。同朝共排媢，一麾江汉东。见我论世故，慷慨泪沾胸。荐之守留钥，付以节制隆。惠政拊疲瘵，威声慑奸凶。金汤治城堑，楼橹欻以崇。出师京洛间，屡挫黠虏锋。邦畿千里宁，夸说百岁翁。抗疏请还阙，北伐归两宫。辞直志鲠亮，天子为动容。奸谀更切齿，恨未能关弓。乃同归鄛人，感愤殒厥躬。皇天不憗遗，吾道何其穷！骅骝竟委离，冀北群遂空。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安能百身赎，坐为四海恫。人亡国殄瘁，天意真懵懵。中原气萧瑟，洒涕临西风。[25]

此诗的“归鄛人”，用引用楚汉相争时范增的典故。李纲自然十分清醒，因而在感情上也加倍痛苦，国难未已，这个一意屈膝苟安的小朝廷，其实全仗着真正具备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的宗泽，在勉力支撑危局，不由不发出“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近乎绝望的哀声。

三、九地黄流乱注[26]

宗泽去世后，“都人以公子颖居戎府，素得士心，相与请于朝，愿加奖拔，以继父任”[27]。的确，宗颖“慨然有忠愤之气”[28]，“实一时之英杰，忠诚忧国，不愧古人，其沉默有谋，人咸以为有乃父留守之遗风”[29]，为人们所普遍称赞。但是，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当然不会同意开封官民的请求，让宗颖继任，而是另命北京留守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开封尹。

宋廷要求杜充“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30]。杜充本是“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骄蹇自用”[31]之人，其实也不劳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的叮咛和告诫，他“无意于敌，尽反泽所为”。他上任伊始，立即终止宗泽的北伐部署。宗泽在世时，“既定先以薛广、张用、王善前驱统离城下”，薛广所部向相州挺进，因王善和张用两部未去会师，当年八月，薛广与金军“战于相州，败死”。[32]相州城在经过近两年的苦守后，在建炎二年十一月被金军攻破，守城赵不试自杀。河东和河北的最后一批州县，包括北京大名府，全部被金军占领。宗泽在世时，与北方义军约定六月出师，配合宋军北伐，杜充却断绝了对北方义军的联系与支持。著名的五马山寨也被攻破，信王赵榛下落不明。[33]“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34]。“河北诸屯豪杰皆散，而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复为盗去，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35]。宋朝大约丧失三分之一的土地，主要正是在杜充主持前沿军务之时。

留守判官宗颖“屡争不从”，上疏劾杜充倒行逆施，“朝廷谓充有威望，可属大事”[36]。宗颖不能再忍受杜充的胡作非为，“力丐终丧”[37]，被迫离开东京。宗泽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标准的清官，“自奉甚薄，方谪居时，饘粥不继，吟啸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异畴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尝曰：‘君父当侧身尝胆，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赐，遇寒士与亲戚贫困者，辄分之，养孤遗几百余人”[38]。“亲族故旧，窭而无归，皆仰公以活，以故家无留储”[39]。他的灵柩运到镇江府，“与夫人陈氏合葬于京岘山”[40]。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面对金军行将发动的新攻势，杜充施展狡计，决定自己率领东京留守司主力军南撤，责成副留守郭仲荀守开封。郭仲荀也如法炮制，命留守判官程昌接替防务，自己逃亡南方。“杜充既去，昌以无粮不可留，引所部还蔡”[41]，将守城责任推给上官悟。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军攻陷开封城，权东京留守上官悟“出奔，为盗所杀”。当时开封城中“仓廪皆空”“人皆缺食”，士兵“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粮食之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42]。开封城陷落时，这个曾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曾由宗泽苦心守护，屹若金汤的城市，当时城中“强壮不满万人”[43]，竟濒临荒寂的境地。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7引吕中《中兴大事记》对建炎之政作了相当好的概括：

方上之在相州也，虏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时也。时则当以宗泽进兵京城之请为义，而黄潜善、汪伯彦沮之。迨上之次济州也，虏兵已退，此晋大夫反首茇舍之时也。时则当以宗泽邀虏归路之请为义，而汪、黄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此肃宗即位灵武，二年而复两京之时也。时则当以李纲独留中原之请为义，而汪、黄又沮之。中兴之初，纲在内，泽在外，此天拟二人，以开建绍之业者也。而纲为汪、黄所沮，才七十五日而去位，岂非天邪！泽为汪、黄所沮，未及一年而愤死，又岂非天邪！纲罢而汪、黄相于内，泽死而杜充继于外，天下事一变矣！纲在位，则措置两河，兵民稍集；纲去，则经制、招抚罢，而两河无兵矣。纲在位，则伪臣、叛党稍正典刑；纲去，则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纲在则泽之志行，纲去则泽之志沮。泽在则盗可为兵，充守则兵皆为盗。泽在则粘罕遁，充用则虏至维扬矣。内无纲，外无泽，此建炎之失其机，则汪、黄二人为之也。

建炎时的国势至此犹如大河横溃，不可收拾，但其关键自然不在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而在于宋高宗重用此两人，吕中此段文字的基本缺点，是囿于古代的臣规，不能指责身为罪魁祸首之宋高宗，而全部诿罪于黄潜善和汪伯彦，这当然有失于公平和公正。

[1]。《历代名臣奏议》卷3，《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己巳，五月己丑，《宗忠简公集》卷1《再奏乞修宝宫疏》。

[2]。《会编》卷101。

[3]。《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4]。《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5]。《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会编》卷117《中兴遗史》文字稍异。

[6]。《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四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辛卯。

[7]。《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8]。《会编》卷98赵子砥《燕雲录》。

[9]。《会编》卷117《靖康小雅》。

[10]。《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辛卯，《宋史》卷360《宗泽传》。

[11]。摘自《剑南诗稿》卷37《太息》（其三）。

[12]。《宗忠简公集》卷2《谢传宣抚谕并赐茶药表》（建炎二年三月）。

[13]。《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14]。此句据《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补。

[15]。宗泽死日各书记载不一，《要录》卷16为七月初一日，《宋史》卷25《高宗纪》为七月初四日，《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和《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为七月十二日，《会编》卷117作八月。据《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十三日乙未注，朝廷前一日得宗泽死耗，似应以《要录》所载为准。然而《遗事》等记载，又来源于宗泽亲属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