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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01（第2页）

1941年3月11日生效的《租借法案》，让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权力免费租借援助各种物资给英苏。租借法案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苏联、中国等共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折合现在差不多850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世界工厂”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不定。国际经济因此失序，只能诉诸武力，陷入战争的深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两国政府分别提出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同意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后来的关税总协定作为这一体系的补充，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它们构成二战后西方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全球化规则，西方国家各自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美国和英国在科研和金融领域更具优势，而日本和德国在制造业领域更具优势。尤其是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业从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日本经济飞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成为历史上第三个“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许多工业制成品的产量都在世界前三名之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世界上家用电器、汽车、船舶和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特别是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日本超过了美国，赢得了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确立了继美国之后新的“世界工厂”地位。

除了日本，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他们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历史上都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区域，其中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更是处于中华文化圈。但是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受西方价值观影响：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在法律、教育、经济各方面都深受影响；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深受美国影响，能够和西方价值体系及经济体系接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模式已经十分成熟。产业方面形成梯队：日本领头，偏重技术密集型工业；“四小龙”跟进，偏重劳动密集型工业，形成雁阵结构。这里资金充裕，市场广阔，工厂管理和运营卓有成效而且颇富东方特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正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土地快速升值、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时候，适逢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打开大门，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拥抱市场经济体系。真是瞌睡时遇见枕头，双方都是求之不得。于是香港、台湾的“三来一补”加工工业、电子制造业潮水般涌进东南沿海，分享大陆的土地红利、人口红利。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全球制造业成本降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也“当仁不让”地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在后来30多年中低成本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世界工厂”。

深圳的“发家”史就是在荒芜的海边土地上不断建起工厂的过程。在世界产业转移高峰期，这个海边小渔村慷慨地成为当年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向来自全球各地的“三来一补”加工型企业敞开怀抱。密密麻麻的厂房，工厂宿舍外晾晒的工衣，被围墙圈起的厂房，使得深圳成为“世界工厂”当仁不让的代表。深圳经济特区介入最新、最猛烈的一波全球化，不是在时间上占先机，而且极具合理性，既迎合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又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潮。这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符合必然的逻辑。在本书前文关于世界工厂的“上屋模式”中，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深圳通过不失时机的产业升级，不仅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好处，而且在全球化格局中渐居中枢位置。

早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就开始鼓励用高新技术手段升级传统产业，80年代“前店后厂”式的深港产业格局开始改变，深圳的制造业开始超越香港，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产权。新千年后，深圳大举外迁“三来一补”工厂等低附加值企业，大力扶持发展互联网产业，深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超越香港，也开始超越台湾地区，追赶日韩。直到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紧逼美国硅谷，渐渐处于局部领先的“无人区”地带。短短40年，深圳从参与全球化获益开始，不断深度介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新兴产业资源的交易中枢，成为高新技术应用开发的创新中心，一步一步占据全球产业分工的“C位”（即中心位置）。这是全球经贸格局40年来的最大变化，任何人都不可以无视。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另一层意思

香港是珠江口东岸的一个天然港湾。

在本书的最前面，我们就曾经讨论过，香港崛起的真正优势并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优势，而是其“自由港”的政策优势。香港开埠之初，劳动力极为缺乏。香港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前仅有数千居民，但他们多数以捕鱼为生，时常迁徙。英国官员曾经“花很大力气才从澳门和广州招到首批100名劳工”。于是，英国人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商船开放，免征关税，华人更是拥有一项可以自由进出的“特权”，无论他是否为香港本地居民。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在自由港基础上形成的，政府除了对关系社会、民生的土地、公屋、食水、大米和一些公用事业进行直接控制、配置或立例管理外，对贸易、商业、工业、航运等重要部门概不干预，让其在市场自动调节下运作，同时实行简便的低税制度，以吸引外来投资。经历多次风浪考验，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在资本主义世界纷纷强化干预的今天，香港的整个市场体系仍然具有高度自由、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鲜明特点。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资金自由流动及政府尽量避免对私人经济干预的原则，始终成为香港政府进行各项经济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自1995年以来，香港已连续26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自由经济体最核心的自由应该是人的自由进出。在香港的发展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富有经营头脑的上海人以及全国各地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人，他们也许是逃难者，也许是小市民，也许是冒险家，无论他们从何而来，都得到了香港的包容和接纳。香港较为完全的自由竞争，造就了人们强烈的竞争意识、生存意识，造就了香港企业家敏锐的市场触觉和把握机遇的能力。竞争激烈又充满机遇的香港，可以说是香港企业家成长的沃土，也是各国资本在香港各业大显身手的舞台。

然而，人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香港的自由开放对深圳和内地其他地方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人喊出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前夕，一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歌曲唱响深圳：“不论你从哪里来，这座城敞开门，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深圳人”也成为深圳市民海选出来的“深圳十大观念之一”。

来了就是深圳人，并不意味着闯**深圳不需要付出努力，不需要付出代价。但是，相对于“香港优才入境计划”，“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对来深圳的人作优劣评判，不对来深圳的人预做资格审查。大家起点一样，结果靠自己努力。这与当年“逃港”，多年打拼以后成了百万富翁再回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情形相似。香港接受“逃港”者，并不因为你已经是百万富翁，并非因为你有优才资格，而是因为你是“难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选择了香港。香港接纳你，来了就是香港人，给你平等的竞争机会。成功了，你就是优才，你就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失败了，你再另做打算。

来了就是深圳人，给所有来深者平等的机会、公平的起点。

曾经在深圳迷茫过、成长过的广东姑娘郑惠琦，从报纸上得知深圳大运会公开征集申办口号后，把在深圳奋斗的感悟融合到作品中邮寄出去。她没想到“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话，真的被作为大运会口号传遍世界。那时她在深圳打工已经9年，没有深圳户口，暂时失业。她说，自己从心底热爱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最吸引她的就是“外来劳务工也可以享受公共事务的参与权”。郑惠琦的创意入选了，成功了，证明了她也是优才。

事实上，从深圳率先对外国人来华72小时免签，到大湾区16项惠港新措施——港人买房教育可享内地居民待遇，深圳已经真正面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港人、外国人来深圳旅游、创业，较之深圳人，其他内地人赴港旅游、创业要方便得多，受欢迎得多。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向全世界敞开了怀抱。连续26年获评最自由经济体、一个半世纪持续享受自由开放好处的香港，却在新的自由开放中扭扭捏捏，顾虑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对全世界的人才持更加自由、开放的姿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所言不虚。

全世界现有大约4300个经济特区，而深圳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深圳为什么这么“牛”？秘诀只有一个：人！40年持续不断的对人的吸引力！

有了人，有了源源不断的“孔雀东南飞”，才有了深圳这一切的成功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