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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老病上长策 孤忠尚握拳（第2页）

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众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间，冠盖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约，翠华蒙尘，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为长久之计，天步益艰，国势益弱，执此之由。大运有开，天启宸衷，超然远览。悟前日和议之失，而亲总六师；惩前日退避之非，而亲临大敌。逆臣、悍虏数十万众，饮马江干，虽未能扫**邀击，尽歼丑类，而天威所临，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睹矣。今贼马虽退，而虏情狡狯，变诈百出，未大惩创，疆埸相望，道里不远，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使（我）疲于奔命哉！是宜明诏于却敌之初，求善后之策也。

臣夙夜为陛下深思，所以为善后之策者，无他，在尽反前日之所为，解琴瑟而更张之。先定其论，如弈棋之立意，后图其功，如弈棋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请试陈其说。窃观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必以兵胜，而为亲征之计者，其意岂谓必冒矢石，履行阵，而后可哉。黄屋所临，人心自（效），赏罚既当，士气奋张，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亲行间；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艺祖、太宗定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庙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乂安。此所谓始于勤劳，终于逸乐者也。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于维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于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有虏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尤不可者。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贼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杜牧所谓“上策莫如自治”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

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僣伪之国，而自取辱，无补于事，秪伤国体。金人自知罪恶之重，惧我必报，其措意为如何？而我方且卑辞重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金人二十余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终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岂真不悟哉？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可乎？

此二说者既定，然后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之意为之，先后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仓廪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已决矣。

陛下勇智天锡，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称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盖帝王改过之道，如天地之无心，是则行，非则改，何惮之有？郦食其劝高祖铸印，以封六国之后，子房一言，则趣销之。封德彛劝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郑公一言，（则）行仁义，遂致贞观之治。无损盛德，而大功可成，岂窃窃然畏人之议己哉！陛下视建炎以来，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为是，则何以不见其效？以为非，则安可复蹈其辙？[13]臣前所陈，皆改辙之道，非循旧迹所能为也。择善而从，斟酌而行，则在（圣裁矣）。

臣以至愚极陋之质，荷陛下非常特达之知。龙飞之初，虚席以待，眷遇之礼，迈于等伦。特以志广材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责，力丐罢政。无补国事，每自愧惕。违去阙庭，九更寒暑，犬马之心，何尝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远屏，不敢复与世故，刍荛之言，久不上达。近者边报警急，戎辂亲临，臣子之情，不胜愤懑，故敢冒昧，以三策为献。伏蒙圣慈特降诏书奖谕。今者又奉诏旨，咨以当世之务。而臣不量荒浅，冒进狂瞽之说，以渎天聪。昔太宗谓魏郑公为敢言，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数批逆鳞哉！”今陛下盛德过于太宗，臣虽无魏公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所（极）也。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经忧患，衰病交攻，气息奄奄，日与死迫，常惧先犬马填沟壑，无（仰）以报盛德之万一。今得奉明问，摅至情，臣愿足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怜，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实天下之幸。[14]

李纲看准了宋高宗一直心存苟安乞和之意，而根本不想收复故土，其上奏的主旨是强调“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所陈“皆改辙之道，非循旧迹所能为也”。他特别强调了“勿复为退避之计”和“勿复遣和议之使”两条。

在中华古史上固然有不少两国相争，不通来使的旧例，如李纲所举晋元帝与石勒。但即使通使，以外交辅助军事，亦非断然不可行。问题在于宋高宗一直是将“遣和议之使”，作为降金苟安的一条必由之路。故李纲力主断绝此路，这表明他的见识之高超，确是非至少同意遣使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可比。尽管他已身处“衰病交攻，气息奄奄，日与死迫，常惧先犬马填沟壑”的困境，却是正论侃侃，苦口婆心，切中要害。正如他在致张浚信中所说，此奏是他“日夜念此至熟，毕情竭虑，展尽底蕴，以上此奏，亦思虑之极也”[15]。

表面上，宋高宗在七月还是下了亲笔手诏，予以嘉奖：“诏卿首陈三策，适投却敌之机；继上六条，大阐兴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凛凛而高明。有发予衷，如对卿言。此乃卿精忠许国，诚节表时，虽在燕闲之中，不忘开济之事。肆披夙蕴，因致良规，省阅再三，嘉叹不已。”此手诏原文，[16]今又存于《龟溪集》卷4《赐李纲诏》，可知是参知政事沈与求为皇帝草拟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代表了沈与求对李纲的评价。但上述改弦更张的议论，且不说宋高宗，就连当时的宰相赵鼎和张浚也不能接受，张浚说：“使事兵家机权，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未可遽绝。”[17]枉费了李纲报国救民的一片苦心。李纲后在致监察御史任申先的信中，就对两回上奏的背景和主旨作了进一步说明：

淮甸警急，朝廷悟前日措置之非，决策亲临，士气颇振。比闻贼马已遂遁去，虽未能奋击，歼其丑类，然亦足少挫虏气，使不敢南渡。回思前日退避，其平居玩岁愒日，不为自强之计，良可惜也。方事之初，尝具三策以献，误蒙奖谕。数日前，又承诏旨，令条具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来上，已具奏闻。深愧志虑浅短，无以副下问之意。辞多，未果录去，今录前所上三策，并诏书、谢表等至左右，幸一观也。[18]

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用明堂恩”，下令“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复观文殿大学士”[19]。如前所述，李纲编著《中兴至言》十篇，又于当年进呈宋高宗。他在序言中明确说：

昨者被奉诏旨，条具边防利害，虽竭愚虑，以塞清问，犹未能尽其区区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寝食，谨以己见，撰成《中兴至言》十篇，辄敢缮写投进，以尘乙夜之览。……辞旨芜浅，虽不足以裨庙算之万一，亦臣之毕精竭虑，欲图报圣恩拳拳之至意也。[20]

他嫌前次长奏尚不足以尽其意，不惜“夙夜精思，至忘寝食”而写作，指望使皇帝有所感悟，但结果却又是枉费了很多心血。进入行宫，还不是成了一堆废纸。

[1]。《梁溪全集》卷30《春晓闻众禽声有感》。

[2]。李纲上奏日期见《梁溪全集》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李纲自称“某于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御贼马事势，陈献三策，自福州入急递投进”。《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辛酉载：“及浚召入，纲因以奏疏附之，执政进呈。”此书将十一月十六日辛酉作为宰执大臣进呈之日，说李纲以此奏附张浚进呈，系误。又《中兴小纪》卷17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1之下则称此日“降诏奖之”。

[3]。《梁溪全集》卷77《陈捍御贼马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4]。《梁溪全集》卷121《与赵相公书别幅》。

[5]。《梁溪全集》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

[6]。《梁溪全集》卷121《与张德远枢密书别幅》。

[7]。《梁溪全集》卷77《奖谕诏书》。

[8]。《会编》卷171，《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己酉《梁溪全集》卷77《询问边防利害诏书》。《会编》将此事系于绍兴七年，系误。

[9]。《会编》卷173。

[10]。《会编》卷172。以上诸奏，《会编》系于绍兴七年正月，《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亦载诸奏，但文字经清人篡改。前任宰执上奏时间应以《要录》注中的说明为准，《会编》系误。

[11]。《会编》卷176，《历代名臣奏议》卷90，《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十策》。

[12]。《会编》卷176。

[13]。“视建炎以来，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为是，则何以不见其效？以为非，则安可复蹈其辙”一句，《会编》卷172作“陛下近降亲征诏书，深悔纉成之后，措置之失，可谓盛德之举矣。然则今日措置，安可复蹈前日之辙”。

[14]。《会编》卷171，卷172，《梁溪全集》卷78《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84。

[15]。《梁溪全集》卷121《与张枢密书别幅》。

[16]。《梁溪全集》卷79《亲笔诏书》，《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壬午。

[17]。《宋史》卷28《高宗纪》。

[18]。《梁溪全集》卷121《与任世初察院书》。任世初为任申先之字，参见《梁溪漫志》卷2《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另据《挥麈录余话》卷1，“靖康初，李伯纪荐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锡对”。宋钦宗“即批出，赐进士出身”。“世初，伯雨之子也”。

[19]。《会编》卷166，《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丙戌。

[20]。《梁溪全集》卷139《〈中兴至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