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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第2页）

什么叫“只有太湖做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反过来就是说，其他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进展速度都太慢。太湖以外的其他几个流域，“十五”计划中安排的项目居然有一半没有开工，没有开工的项目即使在2年内开工和建成，也很难在“十五”期末发挥作用　6。

环保机制没有最终形成的原因

环保机制没有形成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观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能很好地履行领导职责，没有把水污染治理放到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认识，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客观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水污染治理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太湖治理的经验，正在于此。

太湖水要变清，污水处理厂等治污工程必不可少，这种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投入，建成后还要运行、维护，资金从哪里来？无锡市的做法是3点：一是把环境作为资源，参与市场运作。污染治理前，蠡湖周边地区的土地每亩只有30万元，治理后马上涨到245万元。二是运用价格杠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公用领域。三是实行污水高收费。太湖流域周围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4市，污水处理费从原来的每吨0。5元提高到1。1～1。15元的全国最高水平，马上就让污水排放企业感到经济压力，同时，也为社会各界和外商投资兴建城镇污水处理厂，注入了极大的积极性　7。

三河三湖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务院职责

在“三河三湖”、“一库”“一江”等流域，周边均有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有的已经形成重要的石化基地产业群。这些企业在当年立项建设时，主要考虑的是靠近资源、便于运输，而对周边水环境保护却长期忽视，有的企业早已成为当地水源污染的源头。

三河三湖等流域环境治理不力，直接导致职能升级。200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全国人大代表汇报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时再次明确，要把这些领域污染的防治作为当年政府工作重点来抓，具体措施包括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加强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建设，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和重点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　8。

实际上这表明，水污染治理已经由环保部门的职能上升到本届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责。这样，更有利于把水污染防治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破口，以此来促使各地政府下决心进行产业调整，尽快完成整治搬迁，促进周边企业加大环保投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

司空见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环境保护虽然是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事，可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事件仍然屡禁不止。即使在一些“环保意识较强”的人和地区，往往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一己之利，“眼不见为净。”他们的荒唐逻辑是：“经济效益是自己的，环境保护是大家的。污染环境，只要没抓住，这治理污染的成本就可以省掉了。”

在领导眼里，环境保护不能影响“经济发展”

在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有远见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是政府和公众高度关注的事。可是在我国一些地方、机构甚至“有一定级别”的领导那里，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环保问题和环保部门简直在受“排挤”，一切都要给“经济发展”让道。

在没有利益冲突和实际责任的情况下，这些领导还会拿环保问题唱唱高调、贴贴金，以显示其“水平”。一旦环保工作和投资项目相冲突，尤其是跟引资项目相冲突，首当其冲受挤压的就是环保，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地方财政和税收”，甚至还会上升到“保持社会稳定和就业”的高度，强调一切“以经济大局为重”。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下级部门还会有多少人在真抓实干？这些领导并不是不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大约觉得，他们所在地区的环境污染还不至于会危及人们尤其是他生命的地步。只要没到这个份上，他就可以不用正眼来对待环保问题；因为他觉得，比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更重要的事情还“多”着呢　9！

这就是一种利益驱动。说到底，利益驱动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怎样驱动、向何处驱动。想当年，共产党号召农民闹革命，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也是一种利益驱动，没有人说不好。

而现在，利益驱动的着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而没有真正兼顾到“环境保护”，就变成了跛脚走路。当引进外资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在领导眼里，引进外资能促进GDP增长，环境保护只能起“促退”作用，这才是利益驱动政策的不妥之处。

在群众眼里，环境保护不能影响“经济利益”

作为基层企业和群众，他们考虑的问题更简单，那就是不能因为环境保护影响“我”的利益；或者说，不能因为污染环境被罚单。

2004年5月12日，安徽省滁州市境内发生一起重大化学品废弃物污染事件，严重危及当地人畜安全及生态环境。

令人关注的是，这101桶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是由邻省的江苏省某化工厂以每吨500元的价格，雇佣安徽人，倾倒在安徽境内的。

明知随意倾倒化学品废弃物会污染环境，必定要受到惩罚，可是却不敢在本地倒，宁肯花费用倾倒在外省；不敢在城里倒，就雇人倒在乡下　10。这种荒唐行径，最终演出的是一曲掩耳盗铃、损人害己！

任何一种经济行为背后，都有一种看上去“合理”的逻辑。就这家化工厂而言，花钱雇人倾倒废弃物，在经济上肯定是“算得来”的，否则他就不会这样舍近求远。

从这种计算环保治污成本的思路，不难看出我国环境保护治污工作的艰巨性。

这表明，环境保护还没有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行为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正因如此，也才有那么多企业千方百计钻环保监控空子，企图逃避破坏环境的惩罚，为此不惜顶风作案。

1　本案例参考了《江苏：让环境成为“资本”，倾力打造“绿色经济”》，2004年4月10日央视国际新闻联播。

2　苏杨：《“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的思路、目标和对策》，2006年2月21日中国科技成果。下同。

3　李斌、杨维汉：《环保执法检查报告触目惊心：指标会否落空》，2006年8月26日新华网。下同。

4　过国忠等：《环保产业为何难成规模》，2005年11月7日科技日报。下同。

5　《太湖环保多元化机制是如何形成的》，2004年6月20日绿叶杂志。

6　《“三河三湖”治理太慢》，2004年6月25日经济日报。

7　《太湖环保多元化机制是如何形成的》，2004年6月20日绿叶杂志。

8　谢湘宁：《政府工作报告详细列出三河三湖一库一江等保护原则，水污染防治成为结构调整突破口》，2006年3月6日中国化工报。

9　杨林林：《环保工作靠谁保》，2001年11月25日经济日报。

10　田朗：《环境保护岂能只顾自己》，2004年5月18日市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