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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商业银行的规模越大、网点越多，吸收存款的能力就越强，存贷比也会相对越低。这就是读者看到，为什么一些小银行要拼命“两手抓”的原因：一方面，它们会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存款，层层给客户经理增加吸储任务；另一方面，又会鼓励贷款客户提前还贷，好等着这笔钱重新放贷。虽然高息揽储在我国是违法的，但各银行都会利用客户经理这种营销团队去暗箱操作，这是公开的秘密。

当年出台存贷比指标的背景是，为了配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特定的经济调控目标（1994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高达24。1%），1995年颁发的《商业银行法》中规定存贷比不能超过75%的做法，希望通过控制贷款，在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同时，也能保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应该说，这在当时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商业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是存款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自从2007至2009年我国恢复贷款限额控制后，贷款限额控制要比存贷比的上限监管作用直接得多。理论上说，有了贷款总量控制，存贷比指标的作用就淡化了。

事实上，这些年来金融市场也并没有感到存贷比指标起到了什么作用。例如，1995年我国整个银行系统的实际存贷比是93。8%，2003年已经降到76。4%，2004至2009年间都没有超过75%。2010年开始由于存款准备金率越提越高，75%的存贷比上限已经名存实亡，2012年末更是只有64%。可以预见，存贷比指标这种僵化的管理办法以后必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16]

参见“存款准备金”条目。

存款准备金

所谓存款准备金，也叫法定存款准备金、存储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的需要，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按照中央银行的规定，各金融机构都必须按照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其缴纳存款，这个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需要指出的是，各金融机构除了按照中央银行规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外，还可以额外多缴一部分存款（称为超额准备金存款）。该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存款与其自身保有的库存现金，就一起构成了超额准备金（俗称备付金）。金融机构缴存的存款准备金，一般情况下是不准动用的；但超额准备金是可以自主动用的，并且其数额也可以由各金融机构自主决定。所以，人们一般只关注存款准备金，而不怎么会关心超额准备金，原因就在这里。

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后，必须首先按照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保留规定数额的准备金，其余部分才能用于对外贷款。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当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20%，这就意味着该金融机构每吸收100元存款，就要向中央银行缴存20%即20元的存款准备金，剩下的部分（80元）才能用于对外放贷。

为什么要银行这样做呢？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为了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正常支付的需要。也就是说，客户把钱存在你这里后，随时都可能会来取，所以你必须有相应的数额用于支付这部分正常需要。

除此以外，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以发挥一种作用，那就是间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控制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也就是说，存款准备金率越高，就意味着金融机构缴到中央银行去的钱越多、自身留着用于对外放贷的钱越少。这样，市场上的贷款供应规模就大大减少了，各行各业要想从银行拿到贷款难度也会大得多。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全球各国的通行做法。各国中央银行都会颁布法令存款准备金率，只不过标准不一而已。有的国家只颁布一个准备金率，所有金融机构都照此办理；也有的会对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实施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说，会根据银行类型、存款种类、存款期限、存款数额等，实行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我国就是这样。一般来说，城市银行的准备金率会高于农村银行、活期存款的准备金率会高于定期存款。并且，存款准备金率也是有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的。

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逐步演变成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对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防止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但也应当看到，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副作用非常大--哪怕只是对存款准备金率做一点微小的调整，都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产生剧烈变动。所以，各国中央银行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无一不是小心翼翼的。尤其是西方国家，它们的市场化程度高，更倾向于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减少这种副作用。

2013年1月18日，我国也正式开始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了，这意味着我国在这方面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以想见，今后我国将会逐步减少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取而代之以SLO来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货币调控政策工具。[17]

参见“存贷比”、“再贴现”条目。

1　电商研究中心：《网络零售C2C市场，淘宝集市依然处于“垄断地位”》，易观网，2012年8月7日。

3　王轶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载《经济日报》，2013年3月13日。

4　朱旭东：《河北临西：产业聚集实现跨越发展》，新华社，2013年3月13日。

5　《朱宏任：九行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财经网，2013年1月23日。

6　林衍、刘声等：《“产业空心化”要出大问题》，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7日。

7　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3。33∶1，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一年》，载《京华时报》，2008年8月29日。

8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3倍，国际最高2倍左右》，载《扬子晚报》，2012年9月17日。

9　马常艳：《去年中国城乡收入比为3。10:1，为10年来最低》，中国经济网，2013年1月24日。

10　王红茹、朱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3。23∶1，成差距最大国家之一》，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9月20日。

11　国家统计局：《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51。27%》，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8月17日。

12　刘茸：《专家称中国真实城镇化率只有40%》，人民网，2012年10月26日。

13　严行方：《直面金融海啸--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应对》，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P53。

14　李玲：《看种地“处方”，创农业新高》，北大荒网，2011年1月10日。

15　张科：《“处方”农业富了那隆农民》，载《钦州日报》，2006年12月11日。

16　廉薇、罗蔓：《“存贷比”去留》，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9月10日。

17　唐玮：《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至进退关口》，载《华夏时报》，2013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