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寒流,终于凛冽地、无差别地吹进了曾被视为“铁饭碗”的棉纺厂。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在这些老牌国有企业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
棉纺厂的订单像阳光下的冰雪一样锐减。
曾经日夜不休、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变得稀疏落落。
曾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加班车间,如今变得冷冷清清,只有维护设备的老师傅偶尔巡查的身影。
厂里先是取消了月奖、季度奖,接着那年冬天的年终奖也破天荒地没了踪影,只能勉强保证基本工资的按时发放,还时常拖延几天。
工人的收入骤降,厂区内人心浮动,闲聊八卦和抱怨叹气取代了以往忙碌的喧嚣。
林淑芬和林淑慧姐妹俩的工作量都锐减,空闲时间越来越多。然而,同样的境遇,却将两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林淑芬的空闲时间,更多地、不由自主地投入到了李金宝那个日渐萧条的服装店里。
辞退了一个雇不起的店员后,她更是身兼老板娘、售货员、搬运工、会计(只管零钱盒)、送货员数职,忙得团团转。
然而,这种全身心的“帮忙”,并未换来对核心财务的了解和李金宝的感激,反而让她更深地陷入对李金宝经济状况的困惑和某种程度的依赖中。
厂里的衰落和前途未卜,让她潜意识里更加将李金宝的生意视为家庭未来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尽管这个依靠看起来己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与姐姐不同,林淑慧(中专毕业,干部身份,助理工程师)成了厂里这股寒流中为数不多不受太大影响、甚至隐隐发光的“技术骨干”。
当生产线上工人无所事事时,她们技术科却要忙着研究如何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应对困境。
她的专业能力和务实作风在逆境中愈发凸显。
别人称呼的那声“林工”里,除了以往的熟稔,更多了几分由衷的敬意。
她甚至被市轻工局下属的轻纺设计院借调过去参与了为期半年的一个技术革新项目。
在那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她扎实的技术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不怕苦累的劲头,赢得了设计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广泛赞誉。
项目结束时,院领导甚至几次私下暗示,希望她能正式调动过来。
这个消息,像一道微光,照亮了林德厚心中的忧虑。
他忧心厂子的前途,更心疼女儿的未来。他私下找到周文博和陈卫国商量。
周文博通过市人社局的同学仔细打听,得到的回复清晰而冰冷:
“调动?老同学,不是我不帮忙,是现在这编制卡得死紧!除非设计院那边确实特别需要,打正式报告申请商调,而且——(同学压低声音)这基本上只限于干部身份!工人身份?想都别想!政策红线!”
周文博带回的消息让林德厚刚燃起的希望凉了半截,但他还不死心,恳请周文博和陈卫国再想想办法“周旋周旋”。
陈卫国找到在乡里认识的一个、据说“市里有点门路”的远房亲戚,周文博也厚着脸皮,提着水果去找了设计院一位仅有点头之交的工程师。
反馈回来的信息更加现实骨感:
设计院确实缺淑慧这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报告可以打,院领导也愿意推动,但关键环节(得人社局、编办、财政,最要紧的是还得市上领导签字),少不了要“活动活动”“打点打点”(对方隐晦地搓着手指,暗示需要送礼疏通)。
而且即便成了,过去也是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待遇初期可能还不如厂里。
林德厚沉默了。
一辈子刚首不阿、信奉“技术吃饭、老实做人”的老工人,对“打点”二字有着本能的深恶痛绝。
他犹豫再三,还是试探着问了淑慧的意思。
晚饭后,父女俩在院里坐着。林德厚吭哧了半天才说明白。淑慧听完,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眼中那混合着希冀与无奈的神情,又想到厂里日益颓败的景象和设计院那个更广阔、更专业、也更稳定的平台,内心剧烈挣扎。
但最终,她想到自己那本蓝色的、印着“干部”身份的工作证,再想到姐姐淑芬那本红色的“工人”工作证和眼下看似忙碌实则依附的黯淡前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对现实规则的妥协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