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禹商的效率一如既往。
第二天上午,岑楚刚到律所,一份关于孙振业课题组两位离职博士后的详细资料,连同那位姓杨的博士后在海外机构的联系邮箱,就已经发到了他的邮箱里。
资料显示,杨博士是去年十月突然离职的,走得很匆忙,甚至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国家博士后基金,理由是“家庭原因和海外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另一位离职的周博士,则在今年一月去了南方一所普通高校,职称只是讲师,与他之前在临海大学顶级课题组的表现并不相称。
反常。
岑楚将资料反复看了几遍,目光最终落在杨博士那个海外邮箱上。直接联系?风险太大。对方未必愿意回应,更可能打草惊蛇。
他沉吟片刻,拨通了方驰也的电话。这一次,他没发信息,有些话需要更直接的沟通。
“喂。”方驰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背景音里有纸张翻动的窸窣声,像是在看卷宗。
“打扰你了?”岑楚问。
“没有。刚开完晨会。有事?”
“关于孙振业项目数据的问题,我们找到了两个关键的前项目成员,其中一个现在人在国外。”岑楚言简意赅,“我想联系他,但直接以律师或林教授的名义,效果可能不好,容易引起对方戒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方驰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想让我以……检察院或者科技监督部门的名义,进行‘例行学术诚信海外调研’?”
“更准确地说,是以‘了解海外学者对国内合作项目数据真实性的第三方评价’的名义。”岑楚补充道,“语气可以官方、中立一些,只做了解,不施加压力。你是检察官,身份比律师更有公信力,也更能让对方放下对‘私人恩怨’的戒备。”
方驰也思考着:“可以尝试。但我需要一份更正式的情况说明,解释为什么需要对孙振业教授的项目进行海外调研。不能是无缘无故的。”
“林教授可以出具一份说明,陈述其因被举报而接受调查,在自查过程中,发现举报可能源于恶意竞争,并对其竞争对手项目数据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希望有关部门予以关注。”岑楚早就想好了说辞,“这份说明不指控,只陈述疑虑和请求关注。你拿到后,作为‘接到相关反映,进行初步外围了解’的依据,程序上就合规了。”
“……你想得挺周全。”方驰也的声音里听不出是褒是贬,“把说明发我邮箱,我看看。另外,联系方式和具体沟通要点,你也一并发来。”
“好。谢了。”
“不用。有进展告诉我。”
挂了电话,岑楚立刻联系林同书,请他按照刚才商议的要点,起草一份情况说明。林同书虽然有些犹豫——毕竟直接点名质疑同行的项目,在学术圈是极其严重的行为——但想到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和对方可能的卑劣手段,还是咬牙答应下来。
一小时后,一份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的情况说明发了过来。岑楚稍作修改,连同杨博士的联系信息和预设的几个问题,一并发给了方驰也。
接下来,就是等待。
等待方驰也那边的越洋沟通,等待陈飞对李皓和电子证据的进一步突破,也等待下周三那场决定林同书学术命运的听证会。
时间在紧绷的弦上缓慢流淌。
岑楚将手头其他案子能移交的暂时移交,精力完全集中在林同书案上。他仔细研究临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章程和过往处理学术不端案例的流程,模拟听证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刁难和质问,帮林同书准备答辩材料。
同时,他也让沈禹商继续深挖孙振业课题组近年来的经费使用、论文发表、以及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情况,寻找任何可能的异常点。
周三上午,距离听证会还有整整七天。
方驰也的消息终于来了,不是文字,而是一封转发邮件。
邮件来自那个海外邮箱,收件人是方驰也一个经过伪装的、带有某“学术伦理观察机构”后缀的工作邮箱。回复是全英文,但意思明确:
「……感谢您就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诚信议题进行询问。关于我在临海大学孙振业教授课题组的工作经历,基于职业道德和离职协议中的保密条款,我无法透露具体研究细节。但我可以确认的是,我在该课题组工作期间,对部分已发表成果中关键数据的原始记录、生成过程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持有保留意见。这也是我最终决定离开该课题组、前往一个更注重研究过程严谨性的学术环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始终坚持,科学的价值在于可重复和可验证的真实,而非仅仅追求‘漂亮’的结果。如有官方正式调查机构需要我就此作证,在符合法律和国际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我愿意配合。」
邮件措辞严谨,留有充分余地,但态度鲜明——他对孙振业项目的数据真实性,有严重怀疑!
“持有保留意见”、“对完整性和透明度有疑虑”、“更注重研究过程严谨性”……这些学术圈内含蓄却锋利的用语,无异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更重要的是,杨博士留下了“愿意在官方调查时作证”的活口!
岑楚立刻将邮件内容翻译整理,发给了陈飞和林同书。
陈副支队长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语气振奋:“岑律师,这份邮件很重要!它提供了对孙振业项目数据真实性进行正式调查的合理依据。我们这边对李皓的审讯也有突破,在强大的电子证据和心理压力下,他承认了受指使伪造部分举报材料的事实,但对于指使者,他还是咬定是‘网上匿名雇主’。”
“资金流向呢?查清那五万现金来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