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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向纵深挺进（第4页）

“你呀，哥们儿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坐今天下午的车回去看看。”

“不了，仲刚，现在咱这儿挺缺人的……”

“我做主，你走吧，再缺人，也不缺你这一会儿。给你十天，好好照顾一下弟妹，就这样定了。”我拍了拍张其刚的胳膊。

张其刚看着我心里一阵发热。我想起了我们俩在专案组最不景气的时候，在审查站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的情景。那时，天气还非常热，我中午多是不回家的，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午休。躺在上下铺的铁**，听着室外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两颗心怎么也平静不了。

“仲刚，你对这个案子有信心吗？”张其刚带着担忧问。

“你呢？”我反问道。

“依我看，这个案子有成的把握。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你还是个宿命论者。”

“不！其实我不迷信，可我又的确相信命运，每个人都在奋斗、进取，为什么有些人能成其大志，有些人注定要失败？这就是命运，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相信命运就放弃奋斗，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才能使自己健康地生活。奋斗是满足自己的追求欲，但每一个追求并不是都能遂人之愿的，这又需要相信命运。我觉得，命运是公平的。不相信它时你就去奋斗，相信它你就会放弃许多不切实际的追求欲。就拿咱们这个专案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但你也必须想到，有许多罪犯的智商并不比我们低，甚至比我们还高。这是因为我们是被社会、被一个更高的道德保护的，心理上是稳定的。而他们不然，他们是不稳定的，正是不稳定才使他们挖空心思地去制造犯罪，制造保护自己逃避打击的防线。所以，想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绝非易事，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就行了，无须非要成功……当然，‘5·10’必须成功，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你说呢？”

我一声没吭，听着张其刚的一番议论，想了很多，很多……

许久，我说：“每个人的一生都非常艰难，干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很多，但更主要的是要忍受许多误解、嫉妒。所以，我在决定干每一件事之前都要求自己一定要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容易，但一定要达到，人生就是在不断给自己加码中前进的。其刚，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大压力。《风流警察亡命匪》上映后，在公安局内部有赞扬我的，也有说我王仲刚不务正业，想出名，想当官。其实，人，不都是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吗？办‘5·10’案，除了使命和责任，还有我们存在的价值……所以，‘5·10’必须成功。”

尽管很忙，我还是亲自把张其刚送上了西去的列车。

车，已走得很远了。

我还站在站台上注视着列车远去的方向……

我不知道自己的战友谁家还有家事急等着丈夫、父亲、儿子回去；我不知道“5·10”专案会使自己的战友还要多长时间远离自己的妻子、父母、儿女……

我特批张其刚回去十天。

十天后，张其刚的妻子病情稳定，他又风尘仆仆地赶回了专案组。张其刚充满感情地说：“我爱人让我代她谢谢你，仲刚。”

与此同时，东北追捕组电话又报告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情报：眼线曹猴子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已经被东北帮一些人识破。他们正四处寻找曹猴子，准备对其下毒手。

事不迟疑，我立即通知主管曹猴子的侦查员：“从现在开始，暂时停止给曹猴子分配任何任务，也不得让他再与任何嫌疑对象联系。请立刻将曹猴子带回郑州，切实保护其安全，以防不测。”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

几个月来，我各个追捕组在东北各地反复扫**，抓了一批又一批，道上传得很开：公安部这次下了大功夫，“5·10”专案组在东北见了南下作案的就抓，家里是不能待了，躲起来吧！

同时，人们的地域和乡情观念也让追捕组面临抓人的阻力。在东北一些地方，当地的居民和村民用多年养成的习俗来维持着他们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区的安宁，特别是在农村，他们决不允许外来的人抓他们的乡亲和子弟。况且，邻里们并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外干了什么坏事，他们看着这些孩子长大，怎么能说抓就抓呢？不行！肯定不行！包括一些地方干部也是这样的态度。所以，追捕组所到之处，都会遇到层层阻力，甚至追捕组的行动还会受到跟踪或监视。只要追捕组跟所到之处的有关组织一通报意图，追捕对象很快就会得到消息，逃之夭夭。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抓人，肯定要依靠当地，因为我们追捕组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况且，我国公安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离开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同时，工作纪律也要求我们去外地抓人必须跟当地通报。

东北的抓捕工作越发艰难。

于是，我决定欲擒故纵，通过各种途径，向各方面广泛透露一个信息：“5·10”专案要收场了，专案快结束了，追捕组都撤走了。

这个方案得到铁道部公安局批准。

“5·10”专案组大张旗鼓撤离东北各地，而且故意让一些人看到我们的侦查员上了南下的火车，还有当地配合工作的同志们依依惜别地送行。

但是，我早已安排各追捕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秘密物建了一批线人在当地潜伏下来，随时掌握追捕组撤退以后的情况。

审讯、抓人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我琢磨着，这两条道都不通，我们就选择第三条道，或者叫绕道走。也就是说，先从外部打开突破口，先从外围取证，只要拿到赃款、赃物，就不怕他们不低头服法！

对，就这么办！

于是，我对“5·10”专案组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调整，利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8月20日前后，集中精力开展查案查证，先后派出侦查员十余名，分三路赴广州、贵阳、西安、西宁、青岛等地查案查证。

查案人员所到之处受到了各有关铁路公安局、铁路公安分局、铁路刑警队、各个铁路乘警队的支持和帮助，数十起重、特大案件基本查到了立案和登记。

但是，还有近百起案件查不到报案，换句话说根本没有登记。

然而，赴各有关铁路公安机关查案组，属广州查案组收获最大。广州铁路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任锐煌和我是老朋友，我们多次在一起参加铁道部公安局的刑事侦查会议，又因为铁路上的流窜犯罪案件多，又是跨省区作案，我们常常因为互相协作办案而彼此帮忙。此外，我的第一部处女作电影《风流警察亡命匪》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前，在广州铁路公安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征求铁路公安民警对剧本的意见。任锐煌副局长率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和友谊。

赴广州查案组还没有出发之前，我就给任局长打了电话，同时用火车带过去需要核对证实的案件资料。赴广州查案组到达广州后，任局长亲自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并派出专人协助查案组一起工作。广州之行，查案组共召开各种层次、各个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二十多场，翻阅各种档案资料数千份，最后查到了二百多起没有立案的案件备查登记，还找到了旅客报案的来信一百多封，也就是说，一百多个旅客报案了，但是广州铁路公安机关没有立这些案件。

真是峰回路转，二十多天的查案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下一步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认定犯罪奠定了基础。

各路调查、查案组同时又印证了一批东北流窜犯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一些原来只知道绰号、形象比较模糊的流窜犯渐渐清晰起来。根据这些情况，我又系统分析整理了已抓获的流窜犯的口供、各种情报线索，利用两个昼夜，列出了一份“3·20”案件重大嫌疑犯的名单，包括绰号、性别、年龄、籍贯或住址、家庭情况，与什么人来往，有没有什么女人，窝点在哪里，以及属于哪个犯罪团伙，活动在哪条铁路线上，可能作过什么案件等，手拟了一份周密、详细的《缉捕“3·20”案件逃犯的作战计划》，连夜传真到铁道部公安局。

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深夜作出批示：同意，即行实施。

于是，第二天，我就派出八名侦查员赶赴东北，重点追捕与“3·20”案件有重大干系的碾子山一伙流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