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青年团员在车间里那场爭论,让他动了买书的念头。
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爭论海明威算不算社会主义作家,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弗里尔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心想还是自己买来读读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书店排了四十分钟队才买到一本书。
之后工人委员会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本书写的是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尔就想起了自己也参加的那场西班牙解放斗爭。
他们来的是第二志愿旅——不光柏林第一机械厂,全德国的工厂、农庄、机关都在几天內抽调人。
那时候的弗里尔报完名回到车间的时候,他的车床上已经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著:
“弗里尔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尔把书塞进旅行袋侧袋,拉好拉链,弯腰繫鞋带。
窗外的柏林在东方的晨光里渐渐清晰起来。
远处亚歷山大广扬上的电视塔还在施工,钢架在朝阳下泛著金色的光。
弗里尔系好鞋带,提起旅行袋。外面传来库尔特的喇叭声。
他们下楼。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著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著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著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著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著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著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著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著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髮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髮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著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著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