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想一些很远的事,远到像是上辈子的事。
男人想起那是一九一九年。
德国革命刚成功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
那时候他还年轻,三十出头,刚从战场上下来。
他在旧军队里待过,跟英国人打过仗,跟法国人也打过仗。
他不知道什么主义,只知道谁贏了就跟谁走。
韦格纳贏了,他就留下来了。
但留下来不等於信了。
他不信共產党,不信社会主义,不信任何主义。
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住,一口饭吃。
街道办的同志让他填了一张表,问了他的情况,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仓库里搬货。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挨饿。
魏玛政府的救济站他去过,排几个小时的队,领一碗稀汤。
可到了新政府这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第一天上班,食堂的大姐给他打了满满一勺土豆燉肉,还多给了他一块麵包。
她说,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他吃了。吃得很饱。然后他告诉自己,这不代表什么,一顿饭而已。明天也许就没了。
一年、两年、十年。
食堂的大姐换了人,但饭菜还是那个分量。
他的工作从搬货变成了记帐,从记帐变成了管一个小仓库。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怀疑了。
不是被说服的,是被日子说服的。
他每天醒来,发现昨天担心的事没有发生,今天担心的事也不会发生,明天担心的事更不会发生。
他的孩子有学上,他的老婆有工作,他的房子不漏雨,他的锅里不缺肉。
然后他就会想——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男人从回忆里抽身,抬起头,看著温菲尔德。
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压著一种说不清的、像是嘆息又像是释然的东西。
温菲尔德的手攥紧了皮箱的把手。
“所以你不打算帮我们吗?”
男人没有回答温菲尔德。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外面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在他的脸上。
“温菲尔德,你饿不饿?”
温菲尔德愣了一下。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