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画面终於停了。
定格在石阶上那摊暗色的血跡。放映室里的灯亮起来,惨白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
韦格纳重新站起来。他走上台,站在银幕前,面对所有人。
他拿起桌上那份文件夹,翻了几页,放下,抬起头。他的眼睛有些泛红,
“弗里茨·施耐德,二十四岁,柏林农业大学毕业。
一九三四年自愿报名参加非洲支教项目,在乌班吉沙立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
他负责推广新式耕作技术,改良木薯品种。
当地农民管他叫那个爱笑的德国小伙子。”
“汉斯·韦伯,三十二岁,德勒斯登工业大学毕业,曾在『人民团结机械厂工作。
一九三四年和弗里茨一起去的非洲。”
“经確认,弗里茨同志已经牺牲了。
汉斯同志还被关在那个林子里,那帮人手里。”
韦格纳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听见了。
那个叫萨莱的人说,他读过我的书,读过马克思,读过列寧。
他说,书里写的那些道理,在非洲行不通。”
他的声音突然拔高。
“书里写的道理,在哪儿都行得通。
行不通的不是道理,是他的脑子。
他想在非洲建立一个纯黑人的国家。他连自己脚下的土地有多少种人、多少种语言、多少种信仰都搞不清楚,就敢说自己是这片土地唯一的救世主。
他烧了人民委员会的粮仓,抢了合作社的卡车,打伤了我们的干部,杀害了我们的同志——然后告诉我,他是在解放非洲。”
韦格纳的手按在桌上,指节发白。
“这种人不是革命者。
他们是土匪,是暴徒,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是混在独立运动里的害虫。
他们不配谈非洲,不配谈社会主义,不配谈解放。”
韦格纳有些说不下去了。
施密特站起来,走到台边,轻轻按了一下韦格纳的手臂。
韦格纳没有挣开,站在那里了几秒,然后退后半步,让出了话筒。
施密特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先放一放。”
韦格纳转身走下了台。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从侧门走了出去。
放映室里安静了片刻。
克朗茨站了起来,椅子腿刮过地板的声音像一声闷雷。他走到台前,没有拿话筒,声音大得整个房间都在震。
“同志们,我不绕弯子。
这两个同志,是我们的同志。
我们的同志死在非洲,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那个叫什么萨莱的,还有他手底下那帮人,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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