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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1988年的夏天（第3页）

“李觉，”他说，“谢谢你。”

“谢什么？”李觉又爬上树，继续割他的松脂。“你去吧，去广州，去挣钱。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周景熙转过身，走出了松林。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件金色的鎧甲。他加快了脚步，往家里走。他要收拾东西，准备去广州。

回到家，刘桂兰正在给他缝补衣服。一件旧衬衫，领口磨破了，她用一块碎布补上，针脚密密麻麻的，像一排蚂蚁。

“妈，別补了。”周景熙说，“到了广州，我自己买。”

刘桂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缝。她缝得很慢，每一针都扎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牵掛和不舍都缝进那件衣服里。

周德厚从里屋出来，手里拿著一个布包。他把布包递到周景熙面前，说：“拿著。”

周景熙打开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全是零钱，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皱巴巴的，有些还沾著泥土。

“爸，这——”

“拿著。”周德厚的声音不容置疑。“到了外面，別亏待自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挣了钱也別乱花，攒著，將来有用。”

周景熙攥著那五十块钱，手在发抖。他知道这五十块钱是怎么来的——是父亲卖鸡蛋攒的，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他们在煤油灯下一分一分地数出来的。

“爸，我会还你的。”

“还什么还？”周德厚转过身，声音有些不对劲，“你是我儿子，我给你的，不用还。”

那天晚上，刘桂兰做了一桌子菜——炒了个鸡蛋，燉了一只鸡，蒸了一条鱼，还炒了几个素菜。这在周家是过年才有的待遇。一家人围坐在桌前，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

周景阳已经十三岁了，懂事了，知道哥哥要走了，眼眶红红的，但忍著没哭。他夹了一块鸡肉放到周景熙碗里，说：“哥，你吃。”

周景熙摸了摸弟弟的头，说：“你在家好好读书，听爸妈的话。哥出去挣钱，供你读书。”

周景阳点了点头，眼泪终於掉了下来。

那天晚上，周景熙一夜没睡。他躺在床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远处稻田里的蛙声。这些声音他听了十八年，从明天起就听不到了。他要走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一段未知的人生。

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他不能回头了。他没有復读的机会，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他只能往前走，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都要走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爬起来，把那个本子塞进背包里。本子只剩下最后几页了，他在上面写下了最后一段话：

“1988年7月，我要走了。去广州，去打工，去挣钱。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不怕。我读过的那些书，写过的那些文章，背过的那些单词，都在我脑子里。这些东西，谁也拿不走。李觉说得对，总有一天会用上的。爸，妈，景阳，我走了。你们保重。”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进背包的最底层。然后他背起背包，走出了家门。

天还没有亮，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村子还在沉睡，只有几声鸡叫从远处传来，悠长而嘹亮。他走过蒋家园子，柚子树上的果子已经长大了，沉甸甸的，把树枝都压弯了。他走过村口的大樟树，大樟树的叶子在晨风中沙沙地响，像是在说再见。

他站在大樟树下，回头看了一眼村子。十几座泥墙瓦屋散落在山坳里，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安静。炊烟还没有升起来，鸡还没有出笼，狗还没有醒来。一切都还在沉睡，只有他醒著，站在村口，准备离开。

他没有再回头。他转过身，走上了通往镇上的碎石路。晨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泥土的芬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走吧。走出去，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不管走多远，都不要忘了，你是石桥村的人，你是周德厚的儿子，你是刘桂兰的儿子。你要爭气，要活出个人样来。

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他身上，洒在他背上的背包上。他加快了脚步，走得很快，很稳，像是在追赶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机会，也许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他知道，他不能停，不能慢，不能回头。他只能往前走，一直走，走到天亮，走到海角天涯，走到命运愿意给他一个答案的地方。

1988年的夏天，周景熙十八岁。他背著一个破旧的背包，揣著五十块钱，站在石桥村的村口，告別了他的少年时光。

前方是广州，是深圳，是珠海，是无数个他叫不出名字的城市。前方是工地、是工厂、是出租屋、是流水线。前方是汗水和泪水，是希望和绝望，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和无数的黎明。

前方是命运。

他走了。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