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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第1页）

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

——朱向前论

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怎样才算称职，是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回眸“五四”以来近八十年的文学演进过程，大多数批评家已处在相当尴尬的境地。一些相当知名的批评家，曾经著作等身，曾经呼风唤雨，曾经像大众传媒中节目主持人一样家喻户晓，可是，他们的同时代人已无法马上回答出这样的提问：“这个批评家都有哪些重要文章表达过独到的见解？”

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我们习以为常，麻木地接受了。然而，我们不能永远这么麻木地沉默着。我们应该一眼看出理论家和平庸学者的区别；我们应该把那些靠举荐某几位作家或赏析某几部作品跻身批评家队伍的人，请回到鉴赏者的人群中；我们应该把那些生硬照搬西方批评新体系、新话语塑造出自己批评家形象的人，归到西方文明的介绍者的队伍中去。总之，需要清理一下批评家的队伍。

怎样才算一个称职的中国现当代批评家？很不好回答。但我们认为可以从最杰出的批评家身上找出如下共性：第一，他有独到而相对完整的理论；第二，他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并负责任地发表独到的见解；第三，他有确定性的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发言影响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变化；第四，他有鲜明的、充满个性的批评话语表述。胡风可以算作这样一个批评家。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篇文章无法谈清楚。我们只是想用这个问题的存在背景作为一个坐标系，探讨一下或叫确认一个朱向前的批评的位置。

一

为什么要选择朱向前为研究解剖对象呢？原因如下：

第一，朱向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用《寻找合点》等六部文论集，近百万字文章一直把军旅文学和军旅作家作为追踪研究对象，进行了军旅文学描绘的对象、军旅文学的演进过程、军旅作家的换代特征、军旅作家不同群体的内外在特征、军旅作家代表人物等全方位的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本身，已为二十年来军旅文学运动梳理出了一个史的轮廓和脉络。他对近二十年军旅文学的全部发言，已为后人面对这一对象，提供了一块包容这一对象主要特征的化石。

第二，朱向前为军旅文学寻找到了“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他由两类青年军旅作家曾双峰并立这一现象入手，在1988年提出“寻找合点”的理论主张，为军旅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目标。他从两类作家的发展过程中的消长现象，逐渐形成看清了自己的理论支点并把它确立了下来。十年里，他为当代军旅文学留下了《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八十年代：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等重要的理论文章。

第三，朱向前采取作家批评立场，有限度地采用作家传记批评的方法，对莫言、周涛、朱苏进等作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军旅文学的发展．梳理出了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童年经验、乡土意识、作家的婚恋、疾病史等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因素，在朱向前的文章里，都有他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的个性化发言。《半部杰作的咏叹》、《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两篇长文，充分表现了朱向前独特的批评方法。

第四，朱向前的批评，体现着与创作不隔的鲜明特征。他的一些理论表述，已在同时的创作中得到某些直接回响。

第五，朱向前批评话语的美文特征。

自然，朱向前作为一个批评家所显示的以上特征，都有它们所依的基础并经历了长长短短的时日。

二

朱向前是一个“体系意识”和“支点意识”十分浓烈的批评家。只不过他的“体系”和“支点”不是在进入批评伊始就十分自信地确立的，而是不断摸索不断认识才在1994年确定下来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同样显示着它不同凡响的价值。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终点是《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十年及“文革”后十年），军门子弟在军队中占有很大比例，以至成为这个时代军队文化背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部分人大都把部队视作自己的家（子承父业传统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提干这样的生存问题在他们眼里可视若无物，将军梦一般不会在他们人生的前半夜破碎。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想用文字表述自己所思所想时，部队便是一个理想的人生舞台，可以作为一个发无限之幽思的审美对象，甚至可以把部队当作一种玩物。这样一群人中的出类拔萃者，走进朱向前视野的时候，摇身变成了作家朱苏进、乔良、刘亚洲、海波、简嘉和庞天舒等女作家。这一群作家身后的第一道文化背景就是共和国的军营大院。这些大院几乎和他们的生命一起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在他们能用笔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大院的生命尚不足三十年。在文化的长河里，三十年只能产生一种叫时尚的东西，而命定成为英雄之子的这一群作家，对这个时尚的理解只是四个字：英雄主义。在这样一个太薄的文化背景中，实在无法寻找到像“八旗子弟”这样一个照面就能给人们重重的文化上的一击的字眼。因此。在这群作家笔下，自然也无法诞生像《那五》这样的东西。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必然是这一群作家建构自己文学大厦的明灯。这样一类作品，如果恰恰生在蓬蓬勃勃、观念单一的社会稳定期，也能引出一片叫好声。这便是他们吸引朱向前目光的理由。

军队的绝大多数人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由这样一群人组成：农民。这种身份的军人，进入80年代后，也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阎连科。这群作家跨进军营的门槛，于人生已是一种提拔。他们的同类，绝大多数都哪里来哪里去了。每年近百万来近百万去的同类，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之前，到部队唯一的个人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在这个显然已各就各位了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的地位。自从当代新文化词典中出现了“走后门”一词后，可以说没有一个农家子弟穿上军装的第一天会做什么将军梦。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譬如户口引出的城乡差别）做这种梦等同于发神经。他们的目光都朝生存这一点聚焦。在现实的军营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朱苏进笔下人物身上常有的捕捉军营特有质感的美、尖锐或是刁钻地把玩一下现实并通过对现实悠闲而沉静地审视发现实现将军梦想的甬道等所谓的真正军人的情思。他们关心和注目的是三四年兵役生活中犹如彩虹一样难现的跃过龙门的机会。大部分同类重返故乡的沉重叹息，深刻地影响着留在部队那些硕果仅存的人。加上这些低级军官和故乡的联系千丝万缕，使他们都无法在人生的前半夜做出一个将军梦。这些前一轮竞赛中的胜利者，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首要的挑战是找一个伴侣。这些日后成为军官妻子的，多半都是在丈夫在前一轮竞争中，处在风雨飘零岌岌可危的灰暗现实中为了保底匆匆被选定。在连排级的位置上度过的漫长的八到十年间，为了再把妻儿从农村带进城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需要把可珍视的自我甚至自尊交付出去，以换得一纸可作妻儿进城车票的副营职委任状。那些少数意志坚强者，提干后旋即在城市找了妻子，婚后很快都会被市民文化消解成一个个零余者。这种现实，就是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等人把笔伸向军营时的文化心理承载。在他们看来，英雄主义的实际内涵就是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在常态下，他们就是刘震云《新兵连》中的新兵，就是阎连科《和平雪》、《和平战》、《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那些尚未解决家属随军问题的连长和指导员；在反常态下，他们会变成莫言《金发婴儿》中的孙天球和阎连科《夏日落》中的连长和指导员；在战争状态下，他们又都能领悟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真谛，变为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周大新的“汉家女”。这一类作家把乡村中国作为军营文化背景的底色来描绘，是他们命定的选择。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和前一类作家有了质的区别。

朱向前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十六岁从军。这一经历和朱苏进等人吻合。朱向前另有一段农村生活的体验，十四岁那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做了两年每天只挣七点五个工分的农民。这次下放不同于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完全是一种惩罚。日后。朱向前回忆说：“当我能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在山路上行走如飞的时候，我和农民已没有一点区别，那两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辈子还能离开土地。”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从小康到困顿的人生跌落，接通了朱向前和大地的血脉联系，又把他和朱苏进等人完全区分开来了。

这种在军旅批评家中独一无二的经历，命定了他成为两类军旅作家现象的最早发现者，同时也为他长期追踪研究这两类作家，提供了双向都能沟通的可能。

这一发现，实际上是朱向前对文化背景重视的必然结果。同时，朱向前对文化的“敏感”，又是寻根文学思潮和拉美文学大潮双向磨砺的结果。

朱向前创作小说的“绝笔”是1987年初发表的《地牯的屋·树·河》。这篇小说打着寻根和魔幻的双重印记。这篇小说发表后曾被重要的选刊选载，并入围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评奖篇目，引起小小的轰动。时隔十年，这篇小说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依然存在。但朱向前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转向批评了。从现象上看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却是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挤压下的突围。他想站在一个理性的高度，来审视发生在中国的深层的文化的转型。思想的收获，已无法用小说来承载，必须借助于理论性的话语加以表达。独立人格精神的重要，被朱向前感受到了，因此，感知的立场和创作的手段，已经不能传递在他体内**漾的深层的焦虑。

这种焦虑，究其根源，是对文化本体渴求在东西、古今文化冲突中获得独立人格精神的愿望。1984到1987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几年。以寻根的姿态去寻求与古代辉煌灿烂文化精神的对话因为批判国民性是非价值体系的过犹不及而无以为继了，《爸爸爸》《远村》《小鲍庄》《棋王》无法在揭示国民性这条路径上望《阿Q正传》的项背，传统随之被束之高阁。同时，大批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和拉美，一时间，先锋派文学、嫁接的拉美文学蔚成风气。这种显然失却了中庸这种文化转型期的典型的偏激态度，已经预示了文学的深层危机。朱向前的转入批评，无疑有寻找在文化转型期所应有的理性姿态的意思。他把相对能够独立的军旅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寻找。

综观朱向前的全部批评，感受最强烈的有两个点：一是对地域性文化背景的细微勾勒，（1994年以前，他的大部分重要文章都是针对军旅文学相关问题的发言。这些文章涉及军队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社会背景、军队的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兵员组成板块结构发生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军旅生活的主旋律以及其变奏等诸多方面。对这些问题的阐释都力图在文化这个层面上展开。）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批评的深度；二是对作家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的特别重视，（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阐述军旅两类青年作家的异同，并“寻找合点”，这是朱向前进入文学的独特角度。从这个角度进入，最易接近作家的深层文化背景，加上个人经历的参照，便可以照亮某个作家个体对文化基点寻找的详尽过程。朱向前对朱苏进的详尽剖析，可作参证。）这一点为他的批评带来了个性。

朱向前对批评的文化视角自觉，有一个循序渐进、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他说：“最初引起我对农民军人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形象本身，也不是所谓农民军人的主题，而是农民军人作家，以李存葆、莫言为代表的这一个作家群，和以朱苏进、乔良为代表的另一个作家群之间的异同，诱发了我的兴趣，但比较研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切入到了中国军人心理基础——农民心理、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农业文化等这样一些较深层面的课题，并从此确立了我以乡土中国和农民性作为观测与考察当代中国军人和军旅文学的重要理论视角。”

1988年，朱向前在谈到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局限时，就从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农民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突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的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捧。这样就不仅局限了他们笔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天地，而且还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减损了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及至真实性。”“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因此，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的扬弃。也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基于对两类作家局限性的认识，朱向前提出了在中国农民的心理基础上，寻找双方互补结构的思想，并明确指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鉴明优劣，在今天心理嬗变、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大潮中，对其做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

经过长达六年的追踪研究，朱向前对中国军人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很见一些理论深度的判断：“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本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风改造’，而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对农民文化或农民性的根本改造。——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出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在此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朱向前又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为如何塑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民军人”形象，提出了操作意义上的建设性意见。他说：“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以应征入伍作为逃离土地的主渠道之一，一大批涌入军营，成为穿上军装的农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间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做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观点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返视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方向。”

因为这一系列的发言，朱向前的批评理论体系也便渐渐显示了出来，展示出它可以宏观把握军旅文学历史与现实走向并预测发展方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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