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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黄钟大吕之音与朱向前谈李存葆散文特征（第1页）

散文的黄钟大吕之音——与朱向前谈李存葆散文特征

——与朱向前谈李存葆散文特征

柳建伟（以下简称柳）：近年来有不少重要作品值得大家予以特别关注的。如去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届学员中，就有两部作品足以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是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一部是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这两部重要作品先后问世在去年年初和年底，至今都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虽然陆续有一些评论，但总体说来还是不够热烈，与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和分量很不相称。朱老师，您作为他们的同班同学，又是批评家，也对他们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您对他们的新作和这种“作品大于评论”的现象有何评价？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应该说，这两部重要作品对这两位重量级的作家而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前者标志了莫言的创作趋向和艺术定位从借鉴西方、追随拉美，转向了回归本土、回归传统、回归民间；后者则标志了李存葆从一个军旅小说家蜕变成了一个学者散文家。至于说到这种“作品大于评论”的现象，我认为是既反常又正常。说反常是因为，这两位小说家都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洛阳纸贵的当红作家，光《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的发行量就突破千万大关，而当时评论和作品的关系是水涨船高，相互提升，相映生辉。而今十多二十年过去了，两位作家变化的幅度和跨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理应获得评论界更加热烈和隆重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不复当年盛况，就连相比于当下某些商业或友情炒作的所谓“评论大于作品”的“热评”景象，也多少有些英雄寂寞之感，这是不免让人徒生扼腕之叹的。说它正常，首先，是因为时代变了，当今中国已经由文本时代进入了图像时代，在音像传媒大举扩张的势头下，文学已退居次席。其次，在一个文化多元、信息泛滥、生活方式色彩缤纷的当今社会里，因各种**造成的浮躁是一种普遍现象，能在这种浮躁中保持定力和清醒，坚持读书、潜心研究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最后，作为莫言、李存葆这样的庞然大物，不作充分的准备也是不敢贸然开口的。这既需要对作家做长期的跟踪阅读，又需要对最新文本作深刻解读，还需要对当今文坛的宏观把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其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评价和定位。而且，观点形成之后，还有一个文字表述的过程，先需要心境，才能进入情境。这一点对别人也许不成其为问题，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障碍。比如李存葆的散文创作，近年来我可以说是最切近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许多重要作品我多是第一读者，每次都有一些感受和思考，但确实因杂务缠身，难以集中时间静下来系统梳理。最近借《大河遗梦》的出版，又将其重温了一遍，理出了一些头绪，形成了几点基本看法，可也是难以字斟句酌形成文字，那么就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先谈出来，首先表达我对李存葆的祝贺与喝彩。

柳：先可以宏观地做点比较。依我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能以散文形成重要话题的人并不是很多。李存葆以他创作的一系列少则万言，多则近四万言的大文化散文，完成了这一时段重要散文作家形象的塑造。《我为捕虎者说》《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飘逝的绝唱》《国虫》和新近面世的《东方之神》，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段中国散文创作最值得珍视的收获。可惜这一组散文集中发表在世纪之交的数年间，人们对散文的关注程度开始下降，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其实，回过头来看一看，几位主要散文高手也不过是靠三两本（组）散文立住的嘛，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丑石》，周涛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马丽华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如此而已。

朱：虽然说，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热的大环境已是时过境迁，但是李存葆却凭着他强悍的个性单打独斗，为自己的散文闯出了一方天地，仍然保持了一个热度不低的小环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创造出了轰动效应。我可以从获奖、排名、转载和社会反响等四个方面举例来印证。第一，李存葆单篇散文近年来已连续获得了第一、二届全国“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和首届“孔子杯”散文大赛一等奖，以及《十月》文学奖等，《大河遗梦》又刚刚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第二，在广有影响的连续四年来的“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上，李存葆都赫然在列，甚至名列三甲，不久前，《大河遗梦》还被台湾、香港评为近十年来十部最佳华语散文集之一。第三，《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国虫》《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等平均单篇三万字左右的大制作基本都在《十月》隆重推出，而且无一例外都被《散文·海外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其中部分还被《新华文摘》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被收入各种年度选本。尤有意思的是《中篇小说选刊》，为飨读者，抢占市场，竟然不顾体裁的局限，看中一篇选用一篇，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读者不仅不对这种明显“犯规”的行为提出异议，反而热烈欢迎。经由读者投票选出的年度最佳中篇小说中，《祖槐》《沂蒙匪事》都以多票当选，编辑部不得不另设“特别奖”来化解这种愉快的尴尬。第四，说到社会反响，我仅举一例。2000年，《飘逝的绝唱》在《十月》发表后，山西省运城市《运城日报》连载，不经意间造成报纸脱销，加印不及乃至复现当年《高山下的花环》洛阳纸贵、竞相传阅的盛况。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接踵而至的五一长假，多年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普救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观光大潮，当地政府在惊喜的被动中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对李存葆心存感激，事隔一个月，市长专程赴京聘请李存葆为运城市文化顾问。这是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也是李存葆散文创造的一个奇迹。

柳：你从四个方面的举例说明，确实很有说服力。也许从某个单项比较，能和李存葆相抗衡者还不乏其人，但这样从圈里到圈外，从学者到百姓，从文坛到社会全方位的覆盖，恐怕还少有人能做到，这种李存葆散文现象确实值得研究。

朱：其实还不仅仅是散文，从80年代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到9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再到今天的散文，李存葆总是一文既出，必有轰动效应，尤其是能把散文写得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其中必有奥妙，我粗略研究的心得是，李存葆散文和他的其他创作一样至少具有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这样几个特性。

柳：我深表认同，而且认为还需要加上一个艺术性。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李存葆散文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包含了文学的根本精神。

人民性：李存葆散文之基石

朱：文学作品要不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能否构成判断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确实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自19世纪别林斯基提出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这个概念后，对人民性重要性的认识，不同国度的文学，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文学自身命运的兴衰。仅以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为参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中包含的人民性的浓与淡、多与寡，直接关乎到文学的整体性和生命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人们在谈到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谈到纯文学与公众的日渐疏离等问题时，多半是就文学论文学，在技术层面纠缠不清，而对它的内在精神，比如是否体现了人民性这样的重大问题都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人民性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的逐渐流失与淡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愈演愈烈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文学在图像时代的颓势。

柳：人民性的缺失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二为”方向倒是每天在讲，但它的约束力，特别是对作家内心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作家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迷失了自己？大概没有人能回答。所以，我非常看重李存葆作品中一贯表现出来的浓烈的人民性。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不管是以前写小说、报告文学，还是今天写散文，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注的事情上离开。一个作家只有长期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才可能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也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此，他的作品才可能永远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喜爱，获得那个时代的轰动效应。

朱：“轰动效应”这个名词进入90年代后，在中国文学的批评语境里，身份似乎有点尴尬，有时候甚至带些贬意了。当然，这是人们对那种“政治大于文学”的轰动效应的一种反拨或反思。对这种现象，我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即轰动的广度与震动的深度成反比。所谓震动的深度，指的是对时间或历史的穿透。但是，李存葆的作品不在此列。即便是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花环”，虽然趟“政治雷区”是引爆轰动效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它深深感动过亿万读者和观众并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梁三喜、靳开来、韩玉秀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命运，以及像“欠账单”这样能传达出“人民——上帝”的作家心声的经典细节。那么，今天李存葆散文引发人们强烈兴趣的又靠的是什么呢？

柳：首先，是题材的选择，李存葆总是自然而然就找到了那些和人民大众易于沟通的题材，无论是黄河断流（《大河遗梦》），还是山西的大槐树（《祖槐》）；无论是闹土匪（《沂蒙匪事》），还是斗蛐蛐（《国虫》）；无论是“西厢记”（《飘逝的绝唱》），还是关云长（《东方之神》），这都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或极为关切或颇感兴趣的人物或故事。这一点就保证了它的受众面的广大。其次，作家在这里或以小见大，或借古喻今，总是适时地说出了人民群众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从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

朱：正是因为如此，李存葆才在当下散文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并以此区别了那些冲淡平和的闲适派，那些博学古雅的学者型，他以他的人民性为自己的散文创作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赢得了广阔的覆盖面。我想，无论持何种文学观的作家，总不会反对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并且喜爱自己的作品吧。但要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李存葆散文的成功给了同时代作家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时代性：李存葆散文之风貌

柳：在任何时候，时代性都可以说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时隔二十年，当我们重温《高山下的花环》时，还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那些新旧时代相交时的社会现状，那些还没有瓦解掉的旧观念的桎梏，以及它在新时代造成的种种羁绊和悲剧，都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后人认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要实证之一。

朱：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回避《高山下的花环》和它同时代的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太过亲密这一事实。李存葆由小说而转向散文的创作，显然包含了对自己过往小说的某种反思，也包含了对当下文学性与政治性或时代性关系的新的认识。

柳：但我们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看到的是强烈的入世精神，浓墨重彩书写时代变化的指向，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甚至还加强了，因为作者阅历、视野的改变而加强了。

朱：宏观而言，在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中，李存葆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求变。不变的是指他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和追求时代性的精神特征；变的是从“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关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或从鲸群自杀（《鲸殇》）开始，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大河遗梦》），或从吟咏崔张之恋出发（《飘逝的绝唱》），或从解析“东方之神”的成因切入（《东方之神》），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和大思考，比“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加阔大，比“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因此，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度、表现空间和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