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混了二十多年江湖,最清楚这种套路。给你一个甜枣,等你张嘴的时候,一巴掌扇过来。
“那你打算怎么办?”
“裁军可以,但要有条件。”张学良说,“第一,裁下来的士兵不能简单遣散,要转为屯垦、修路、开矿,安置在东北各地。这些人穿着军装是兵,脱下军装就是预备役,随时可以重新征召。第二,裁军的补偿款必须一次性付清,不接受分期。第三,裁军的方案由我们自己定,南京方面只能‘建议’,不能干涉。”
张作霖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张学良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年轻人的冲动,不是读书人的天真,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寸步不让的冷静。
“你这个方案,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有人教的?”张作霖又问了一遍他在皇姑屯事件后问过的问题。
“自己想的。”张学良的回答和上次一样。
张作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但他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大——这个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蜕变成另一个人?
他想起一个多月前,张学良还在北京的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爸,我想去欧洲看看。”那时候他觉得这孩子还是太年轻,只知道玩,不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现在,那个想去欧洲玩的孩子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坐在他对面、冷静分析局势、寸土不让谈条件的陌生人。
“行,”张作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就按你说的办。下午见了南京来的人,你主谈,我在旁边听着。”
“爸——”
“让你主谈你就主谈。”张作霖摆手打断他,“老子老了,不想跟那些南方人磨嘴皮子。你年轻,脑子活,你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满不在乎的,但张学良听出了底下的另一层意思——这是张作霖在给他“让位”。
不是让出大权,是把舞台让出来,让他在南京面前露脸,让他建立自己的权威。
“好。”张学良没有推辞。
窗外的蝉叫得更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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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沈阳站。
一列从北平开来的专列准时进站。站台上已经戒严,荷枪实弹的东北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台两端架着机枪,气氛紧张得像要打仗。
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四个穿黑色中山装的随从,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带了家伙。他们迅速检查了站台周围的安全状况,确认没问题后,才有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从车厢里走出来。
他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步履从容,面带微笑。
“何玉书。”他下车后,对迎上来的谭海微微欠身,“奉蒋主席之命,前来拜见张大帅。”
谭海还礼:“何先生一路辛苦,请跟我来。”
站台外停着三辆黑色轿车,中间那辆是张学良的座驾——一辆崭新的别克,是上个月刚从天津运来的。何玉书被请进了第二辆车,他的随从坐了第三辆。
车队从沈阳站出发,穿过市区,往大帅府开去。
何玉书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沈阳城比他想象的要繁华得多。街道宽阔,店铺林立,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行人熙熙攘攘,洋楼和四合院交相辉映,既有古都的厚重,又有近代都市的活力。
“不愧是东北王的地盘。”他在心里暗暗感慨。
他这次来,身上背着□□的密令,任务不轻松。一方面要试探张作霖对易帜的真实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摸清楚东北军的实力和底线。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确认一件事——张作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爆炸中受了多重的伤?还能主事多久?
这些信息,将直接影响南京方面对东北的策略。
车队在大帅府门前停下。何玉书下车,抬头看了一眼这座青砖灰瓦、中西合璧的建筑群,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张学良在大厅门口迎接他。
“何先生,久仰。”他伸出手,态度不卑不亢。
何玉书握住他的手,第一反应是——这只手很有力。不像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倒像一个在行伍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军人的手。
“少帅客气了。蒋主席一直挂念少帅,临行前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代他向您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