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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使（第4页）

三天里，他和张作霖、张学良谈了三轮。议题从易帜的条件、裁军的比例、军饷的拨付方式，到东北军的番号、人事任命的程序，甚至细化到旗帜的样式和易帜的具体日期。

张学良的谈判风格出乎何玉书的意料。

他不急，不躁，不卑不亢。该让步的地方让步，不该让步的地方寸步不让。每一次谈判前，他都会拿出一份手写的要点清单，逐条讨论，逐条确认。他的逻辑清晰得不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更像一个在谈判桌上浸淫了几十年的老手。

最让何玉书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晚上的一次私下谈话。

那天晚饭后，何玉书和张学良在帅府的花园里散步。月色很好，茉莉花开得正盛，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少帅，”何玉书忽然问道，“您对日本人的态度，是强硬还是妥协？”

张学良看了他一眼：“何先生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蒋主席很关心这件事。”何玉书说，“东北的局势，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东北对日本过于强硬，可能引发冲突；如果过于软弱，又会丧权辱国。蒋主席想知道，您的底线在哪里。”

张学良沉默了片刻，脚步慢下来。

“何先生，”他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重，“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让。日本人想要东北的铁路、矿产、森林，我们可以在商言商，公平交易。但如果他们想用枪炮来拿——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他停下脚步，看着何玉书的眼睛。

“这不是强硬，是底线。”

何玉书怔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他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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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何玉书离开奉天。

临行前，张作霖设宴为他饯行。酒过三巡，张作霖借着酒劲儿，拍着何玉书的肩膀说了一句话。

“何先生，你回去告诉蒋主席——东北易帜的事，我张雨亭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

“您请说。”

“东北易帜之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央不能往东北派一兵一卒，东北的官员也不能由中央任命。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替中央守着。如果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东北军第一个上。但如果中央想借易帜的名义吞掉东北——那别怪我张雨亭翻脸不认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容底下，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威胁。

何玉书心里一凛，脸上却笑容不减：“雨亭兄放心，蒋主席绝无此意。”

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列车驶出沈阳站的时候，何玉书靠在车窗边，看着渐渐远去的沈阳城，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这三天的一切。

他想起了张作霖那句“东北军第一个上”，想起了张学良那句“一寸都不能让”。

他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

东北这对父子，不好对付。

但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也许——他们真的会是挡在最前面的那堵墙。

他把这个想法压了下去，从公文包里拿出纸笔，开始起草给□□的报告。

写到最后，他犹豫了一下，加了一句话：

“张学良此人，非等闲之辈。日后若掌东北军政，蒋主席需早做筹谋。”

写完这句话，他放下笔，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列车轰隆隆地驶过东北平原，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高粱在七月的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那首歌谣唱的是什么，没有人听得懂。

但它唱的，是一个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关于它的苦难，关于它的坚韧，关于它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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