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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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死后不到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狠狠砸掉这位贞观名臣的墓碑。
这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作为被后世传颂的君臣佳话,李世民向来以善待魏徵闻名于后世,然而史书从来只说前半段,不说后半场。此前,由于痛悼魏徵的去世,李世民还亲自为魏徵起草碑文并撰书,在魏徵死后给予极大的荣哀。然而,君王的心意说变就变。
砸碑,始于李世民对魏徵的多疑。
魏徵生前向李世民密荐,说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后来,杜正伦出任太子右庶子,没想到太子李承乾行为乖张,杜正伦于是屡次向李承乾进谏,李承乾不听,杜正伦就说如果太子再不改正,则将向太宗禀报,并说出这是太宗的暗中嘱咐。李世民获悉后,认为杜正伦竟然敢泄露密情,于是将杜正伦贬官外放。侯君集就更加要命。就在魏徵去世的公元643年,侯君集由于涉嫌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杀。至此,李世民开始觉得,魏徵生前推荐的两个人竟然都出了问题,这完全是在“阿党”,搞小政治集团。
就在这个时候,史官褚遂良又向李世民进谗言说,魏徵曾经将他生前进谏的言论拿给褚遂良看,这完全是意图谋取名望。李世民越想越生气,于是下令,取消原本应承的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的婚约,另外还下令狠狠砸掉魏徵的墓碑。
砸掉魏徵墓碑的这一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命的倒数第六年。作为被后世传颂的千古一帝,他的性情,开始越发多变。
此前,李世民非常喜欢吏部尚书唐俭,每次非要等到唐俭来才肯吃饭,“每食非(唐)俭至不餐”。然而几年后,有一次李世民在与唐俭下围棋时发生了争执,这本是君臣间的闲暇游戏,李世民却勃然大怒,认为是唐俭不给他面子,盛怒之下将唐俭从吏部尚书贬到潭州(湖南长沙)做地方官。
不仅如此,因为这点小事动怒的李世民还密令尉迟敬德暗中察访唐俭是否有怨言,准备借故将唐俭处死,幸亏尉迟敬德主持公道,唐俭才免于一死。对此,从极度喜爱到“特憎”唐俭的李世民还到处对别人说,“更不须相见(唐俭),见即欲杀”。
2
太宗变了。
其实,对于李世民这种从贞观初期的“从谏如流”,到后期的“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的政治局面,魏徵在生前就已有了预感,对此他在临死前劝谏李世民说,陛下“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魏徵的劝谏,也是对自己的精准预言,而回报他的,就是李世民在他死后一年内,下令狠狠砸掉了他的墓碑。
而李世民的这种征兆,从他生命的倒数第十年,即贞观十三年(639年),就已经开始显现。
这一年,曾经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立下首功、亲手割下李建成人头,并从李元吉手中救下李世民性命的大将尉迟敬德被调任鄜州(今陕西富县)都督,临行前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有人说你谋反,这是为什么呢?”
率性直爽的尉迟敬德非常愤慨,他说:“臣确实谋反!臣跟随陛下征讨四方,身经百战、伤痕累累。如今天下已经安定,陛下就开始怀疑我要谋反了吗?”说完,尉迟敬德脱掉衣服,露出自己全身的刀伤箭伤,李世民见此流了眼泪,才说,“你穿上衣服吧,朕丝毫不怀疑你,所以才这么跟你说,你何必这么生气呢!”
话虽这么说,可尉迟敬德知道自己的处境。于是,尉迟敬德开始在家中修园林造楼台,并且用白色花纹的丝织物装饰楼宇,通过向外界展示奢靡以“自污”,他还学习演奏清商乐曲自我娱乐,并服用“五石散”和丹药来自我陶醉,不与外人交往达16年之久。
对于李世民猜忌功臣的心意,宰相岑文本也是战战兢兢。
贞观十八年(644年),岑文本被任命为中书令(宰相),家里人都为他高兴,没想到岑文本却忧虑恐慌地说,原来秦王府的旧臣、名相房玄龄几度被启用,又几度被贬,而我岑文本“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当时,亲朋好友纷纷来向岑文本祝贺,没想到岑文本一律谢绝,并且直言说:“今受吊,不受贺也!”
尽管后世纷纷给贞观之治戴上高帽,但贞观时期的一系列名臣以宰相为例,从房玄龄到岑文本,都多次因为小事被贬,启用,再贬,再启用,通过对手下精明强干的臣子们施以权术,李世民深信,如此方能驾驭群雄,让他们心生畏惧、不敢轻易造次。
就在自己临死前四年,李世民甚至还将当时的宰相刘洎赐死,而原因只是有人进谗言,说刘洎对旁人说皇帝生病了,很担心太宗会一病不起。而习惯了“万岁”的李世民,则认为刘洎心怀异志,因此起了杀心。
而作为大唐帝国的第一战将,曾经为唐帝国讨平王世充和窦建德,南平萧铣和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的李靖,则在公元635年领军击灭东突厥后,被人诬告“谋反”。
对此,李世民也不问告状是否属实,而是直接将李靖召来痛骂一顿说,前朝(隋朝)也有个名将史万岁曾经大破突厥,然而隋文帝杨坚不仅有功不赏,相反还直接将史万岁暴杀于朝堂之上。
然后李世民在未经审判就断定李靖“谋反”有罪的前提下说:“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意思就是说,我不学隋文帝击杀功臣,相反,我对你是有罪不罚、有功却赏。
为大唐立下不世奇功的李靖懂得君王的心意,此后,他“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最终保得了一个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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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待大臣们玩弄权术熟稔于心,但在生命中的倒数第六年,太子李承乾的密谋造反案,却给了这位父亲以重重一击。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的第五子齐王李祐发动叛乱,失败后李祐本人被赐死,然而在审理齐王叛乱案的过程中,却无意中牵连出了太子李承乾,以及李世民的弟弟汉王李元昌的联合谋反案。
尽管自己也是通过血腥政变上台,但当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事实被无意中揭露出来时,李世民仍然内心震撼,他随后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等重臣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审查,在证明太子造反属实后,李世民与群臣商议如何处治太子李承乾,席间没有人敢说话。
最终,通事舍人来济提出一个处理原则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于是,李世民的异母弟弟汉王李元昌被赐死,李承乾则被从太子废为庶人,并流放到黔州(今重庆彭水)。
在李承乾被废后,李世民的四子、魏王李泰一度成为太子一位的最有力竞争者,为了全力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李泰开始对包括李治在内的其他皇子威逼恫吓,在获悉李泰的所作所为后,李世民最终痛下决心,决定上演一番苦肉计。
这一年(643年),李世民在散朝后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和褚遂良等人,随后,他假装抽出佩刀想要“自杀”,在长孙无忌“夺下”佩刀后,李世民“痛哭”着说,“吾家不幸,我三子一弟(指李世民的儿子太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五子李祐,弟弟汉王李元昌)所为如此,我活着实在没什么意思啊!”
于是,长孙无忌等人“争前扶抱”李世民,并请问李世民究竟有什么想法。这时候,李世民才道出自己的想法说:“我欲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担心自己的想法遭到重臣们反对的李世民解释说,李治虽然在他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们中才能最为平庸,但李治心性宽善,立李治为储君,可以保存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性命。如果立李泰为储君,则废太子李承乾和李治两人性命“皆不全”。“(李)治立,则(李)承乾与(李)泰皆无恙矣。”
为了避免自己当年兄弟相戕的悲剧,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几经权衡,最终决定扶持才能最为平庸的李治登上储君大位。而李治,正是后来的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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