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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年史上第二个武则天被扼杀了（第1页）

1033年，史上第二个武则天被扼杀了

读历史有个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有武则天的先例，中国历史上却再也出不了女皇帝？

常见的解释是，女人窃权，就像牝鸡司晨，必定乱政，武则天之后，整个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女皇帝的出现。没有女皇帝，是王朝之幸，天下之幸。

这种解释，在历朝历代都很盛行，构成我们认识历史的“常识”的一部分。但是，背后的逻辑，细思恐极——

这是否只是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历史的“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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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刘娥（969或970—1033年）是一个传奇人物。她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和身后之名，生动地诠释了传统男权士大夫对女性政治的提防，以及持续不断的污名化。

刘娥，四川人，自幼父母双亡，被寄养在外婆家。十来岁便嫁给银匠龚美，跟着龚美来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史书说，刘娥“善播鼗”，鼗鼓现在俗称拨浪鼓，说明她是开封城内一个底层的取悦市民的艺人，生活艰难。

宋真宗赵恒继位前为襄王时，听说四川女人漂亮聪慧，一心想娶个川妹子。碰巧底下有个叫张耆的人，打听到龚美家贫，想让刘娥改嫁。刘娥由此以卑微的出身和再嫁之妇的身份，进入了襄王府邸，并得到赵恒的宠爱。但是，她那卑微的身份，必将如影随形，时刻打击、摧残着她。

在作为皇族的女人这条道路上，她的出身一直是周遭攻击她的主要原因。先是赵恒的乳母向宋太宗告状，说太子竟然娶了个“野女子”，您得管管呀。吓得赵恒赶紧把刘娥转移出去，藏到张耆家里。张耆为了避嫌，连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单位打地铺。

就这样熬了许多年，熬到宋太宗去世，赵恒继位为止。难得赵恒贵为新皇帝（宋真宗），却未对刘娥产生嫌弃，而是欢天喜地把她迎进宫里，封为美人。

景德四年（1007年），出身名门的郭皇后去世后，宋真宗开始运作刘娥当皇后。然而，这一动议立即招致了群臣的抗议。不是因为刘娥人品有问题，而是出身有问题：“章献（指刘娥）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宋真宗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并许以荣华富贵，杨亿公然拒绝，说这是对自己祖上的羞辱。

群臣一致推荐沈才人当新皇后，推荐理由依然无关人品，无关是否贤良淑德，而是关乎血统。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刘德妃（指刘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

在这场风波中，后人读史，当然无法苛求宋人的阶层偏见，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处于舆论中心的刘娥，究竟背负了多少莫名的原罪，蒙受了多少无端的攻击和冤屈呢？

宋真宗力挺刘娥成为自己的皇后，然而备受阻挠，不能如愿，只好搁置下来，中宫虚位多年。真宗的意图，或许是在等待自己宠爱的刘娥，为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这样就可“母以子贵”，冲破阶层的禁锢而正位中宫。

可是，为皇帝生男娃，对于年届四十的刘娥来说，概率有点小。刘娥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借腹生子。她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儿李氏担任真宗司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刘娥将这个男娃据为己有，由杨淑妃抚养。这个事，当时知道的人极少，连赵祯在刘娥生前都一直误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李氏自己不敢吭声，刘娥则通过宋真宗不断提升李氏的地位来弥补她的愧疚。

但宋真宗肯定是知道内情的，而且默许了刘娥借腹生子的做法，这样才有了一个相对正当的理由来册封自己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尽管朝中主要大臣仍然反对刘娥为后，不过这次宋真宗不管不顾，终于在赵祯两岁的时候，1012年，册封刘娥为皇后。

这一年，刘娥已经接近43岁。

即便贵为皇后了，但她敏感的内心仍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恼。朝堂之上对于出身阶层的傲慢与偏见，让她心生惧怕。她专门找了朝中的刘姓官员，主动去攀亲戚，说我知道你出身名门，能否借你们家的家谱一阅，说不定我们是同宗哩。结果，人家只回了她两个字：“不敢。”表面是“不敢”，内心是“不屑”。

然而，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事实上已经成了大宋的皇后，而且此后还成为实际上执掌最高权力的皇太后，这可让当朝的士大夫感觉到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反过来，在史书中替刘娥粉饰家世，说她其实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五代的大将军，父亲是刺史等等，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

士大夫们始终认为，一个来自底层的刘娥，竟然成了大宋的女主，这是大宋之耻，士人之耻；所以他们在现实中阻挠无效之后，便只能在史书中将她塑造成名门之后，只有高贵的血统才配得起他们的大宋，配得起他们的臣服。这就是传统男性士大夫的精神胜利法。

2

打破出身的偏见，已经这么难；打破性别的偏见，则几乎不可能。

刘娥是一个聪明人，《宋史》记载：“后（指刘娥）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博引故实以对。”意思是说，刘娥这个人悟性高，记性好，善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宋真宗每天批阅奏折，都会跟她交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类案例告诉宋真宗。

不仅如此，刘娥办事果断，考虑问题周密，因而逐渐赢得宋真宗的依赖。特别是在宋真宗后期，这个皇帝执着于在历史上刷存在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制造天书、东封西祀和修庙建观等迷信活动上，对于朝政，要么不管，要么瞎搞。这时候，刘娥的存在对宋真宗就显得很重要，她从旁协助处理政务，并随着政治才干的增强而逐步切入政事核心。

到天禧四年（1020年），宋真宗生病以后，更是将朝政直接交由刘娥处理。史书说，“事多决于后”。

刘娥介入朝政的路径，跟武则天挺像的，都是个人有能力，皇帝又有病，顺理成章就从内朝走向了外朝。

在这个过程中，反对力量来势汹汹。宰相寇准等人力劝宋真宗以太子监国，将统治大权从刘娥手中夺回。宋真宗原本同意这个计划，但由于寇准酒后失言，大嘴巴泄密，让支持刘娥的丁谓等人抓住把柄。计划失败，寇准被贬。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年仅12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宋仁宗。宋真宗遗诏尊刘娥为皇太后，“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娥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太后，开始了长达11年的垂帘听政生涯。垂帘之初，她欲擒故纵，纵容丁谓势力膨胀，以激起众怒，又利用王曾等人对丁谓擅权的不满情绪，借故将丁谓远谪海南，从而摆脱了丁谓位高难制、尾大不掉之势。

可以看出，在斗寇准、斗丁谓这两场政治斗争中，刘娥实际上充当了朝中两股政治势力的棋子。不论后世如何以寇准为忠臣，以丁谓为奸臣，但这两人的个人权欲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希望通过控制太子、后者希望通过控制太后来达到他们各自专权的目的。而刘娥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这两股对立的势力，借力打力，披荆斩棘，一步步稳固了自己作为大宋实际统治者的地位。

在这之后，她又不失时机地提拔王曾、鲁宗道、吕夷简等能臣，重组内阁，为自己行使权力、推行政令构建了新班子。当她意识到其中有人对她作为女主的身份形成障碍时，她又会时不时地提拔新人进入朝廷中枢，在动态调整中巩固自己的决策地位。

正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整个王朝对出身、性别都构筑了坚固的傲慢与偏见，刘娥的上位之路，注定是一条崎岖艰险之路，一条与整个世界为敌之路。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以不流血的方式基本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与施政理想，这不能不说是她的厉害之处与魅力所在。连最有“直男癌”的司马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章献明肃皇太后（即刘娥）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

3

在当摄政太后的11年间，刘娥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念头或野心？

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她肯定有。特别是在她摄政的后期，她享受的礼仪规格已经跟皇帝接近或没有区别。她甚至曾试探性地询问大臣：“武则天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著名谏臣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一句话就把刘娥噎住了。唐朝的历史，对于宋初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唐鉴不远啊！女人干政，甚至改朝称帝，都仅是两三百年前的事情。

对比武则天和刘娥各自的时代，武则天的运气显然要好得多。唐代的自由开放之风，尤其是在男女平权方面，均是帝制时代的一个巅峰，被称为中国自由婚的第二次**。即便是这样，武则天要打破男权社会的成见，想自己上位做皇帝，仍必须使出让她后来都追悔的酷烈手段。

刘娥所处的北宋，是宋明理学的孕育期，虽不像南宋以后对女性有那么多变态的约束，但比起唐朝，女性的地位已经明显被看低了。从武则天在宋代以后不断地被妖魔化，也能看出男性士大夫对女人参与政治的极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