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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毁于权力的游戏（第1页）

盛唐毁于权力的游戏

唐朝开元年间，宰相韩休是朝廷出了名的愤青，平时最爱“怼人”，尤其敢于犯颜直谏。

有一次，万年县尉犯了法。万年县由京城直辖，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到岭南。韩休跳出来说，一个小小县尉，所犯也不是大罪，况且朝中还有大奸大恶之徒，之前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多次贪赃枉法。臣请先处分将军，再处治县尉。陛下若不惩处程伯献，臣便不奉诏。唐玄宗本来不乐意，见韩休坚定不移，只好同意。

唐玄宗对这位谏臣一向敬重，每次稍有过失，就左顾右盼说：“韩休知否？”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送到眼前。可能是韩休老是刺到他的痛处，皇帝日渐消瘦。左右侍从就问唐玄宗，自从韩休拜相，大家（唐代宫中近臣对皇帝称呼）时常闷闷不乐，为何不将他罢免呢？

唐玄宗道：“吾虽瘠，天下肥矣。”玄宗意思是说，朕瘦了，百姓就胖了，朕用韩休，是为江山社稷考虑。

当时谁又能想到，安史之乱会将唐玄宗的人生割裂为两半。这位开创盛世、从谏如流的一代英主，后来成为诗人笔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旧史多认为，安史之乱的祸端在于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倦怠国政，如《资治通鉴》写道：“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开元盛世背后，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唐玄宗变了，帝国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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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大力推行改革，盛世之景如日方升。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救时宰相姚崇能谋善变，其继任者宋璟老成持重，二人性格迥异，却同心合力，为开创开元盛世铺平道路。

然而，贤相主政的另一面，是接连不断的党争和日益集中的相权。

姚崇初秉大权，原本不敢擅自用事，每次有官员升迁之事，都要请示玄宗。一日，他一如往常，向唐玄宗汇报哪些官吏要升职加薪，皇帝却置若罔闻，不发一语。姚崇很慌，以为自己得罪了玄宗，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宦官高力士也不知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罢朝后问道：“陛下刚刚总理天下大事，宰相上奏言事，应当表明您的立场呀，为何对姚崇的建议不闻不问呢？”

唐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命姚崇总理朝政，遇到大事应该当面奏闻共同商议，像这种小官小吏升迁之事，也要一一来打扰朕吗？”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后，到中书省宣旨时顺便告诉了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

唐玄宗为姚崇和宋璟大开方便之门，实质上也是赋予宰相特权。唐初，三省六部权力制衡，将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执行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而到唐玄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先后上台，都是实质上的“首相”。其中一个表现，在于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空缺，宋璟为侍中时，玄宗特意不任命中书令。用一些学者的说法，这是委员制变成领袖制。

一方面，集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姚崇和宋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另一方面，集体负责制变成个人负责制，容易造成宰相独裁。如此政府，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的政敌张说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张说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姚崇的死对头。他虽然是开元年间名臣，但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唐玄宗再次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逐渐好大喜功，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

张说上台后不久，朝廷设立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请来徐坚、贺知章等文人雅士著书立说，歌颂君王，称赞盛世。随后又由张说主持，在百官、贵戚及外邦使者的见证下，举行了封禅泰山仪式，以颂扬玄宗的功绩。

张说主政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是三省长官会谈协商的办公地点，改为中书门下后，变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宰相集权由惯例成为制度。

开元年间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为中书令，把持相位十几年的李林甫，以及在杨贵妃得宠后跻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职的杨国忠。此二人都与日后的安史之乱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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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作为酿成安史祸患的关键人物，在史书中难免被妖魔化，很多人只说他是口蜜腹剑的奸臣。其实李林甫并非庸碌之辈，他之所以能够上位，恰恰是由于玄宗知人善任。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

李林甫为相时，曾奉命修订整理法典，《开元新格》与《唐六典》都是在他主持下完成。其中，《唐六典》是唐朝最权威的行政法典之一，深刻影响后世法度。李林甫依法治国卓有成效，在他上台一年后，刑部根据其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人。一时，各地囚犯锐减，百姓安居乐业，乌鸦在监狱的梁上筑起了巢，朝廷党争渐息，国库日渐充盈，儒家的仁政经由这位“奸相”付诸现实。

安禄山未起事时，对朝中大臣颇为轻视，唯独忌惮李林甫。每次部下从长安回来，安禄山就问：“十郎（李林甫）说了些什么？”如果听到好话，就喜不自禁。若是李林甫说了要安禄山好好检讨自己之类的话，安禄山就会拍着床榻，说：“唉，我死定了！”

李林甫主政，帝国继续安定繁荣，但他独揽大权时排斥异己、阻塞言路，一直为人诟病。

史载，李林甫刚任相时召集谏官训话：“现在明君在上，群臣顺应君主才是正道，用不着多说话。诸位看到宫廷仪仗队中的立仗马了吗？平时可是三品待遇，只要乱叫一声，就一无所有了。悔之何及？”

立仗马是宫中做仪仗的马队，皇帝与群臣上朝时它们站立在宫门外，不能嘶叫，否则就会被淘汰。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林甫有意打压敢言直谏之人，以立仗马来吓唬谏官，命他们不准讲真话。

一个叫杜琏的谏官不相信警告，照样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贬到下邳当县令。朝堂之上再无反对的声音，众臣大多害怕李林甫，或投靠其门下，或默不作声，不敢轻易得罪他。

李林甫不仅控制中央官僚集团，还打压功名日显的地方官员，其中就包括威震边疆的名将王忠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