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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第一商帮 徽商是如何没落的（第1页）

明清第一商帮：徽商是如何没落的？

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献”的银子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

对此，乾隆大帝满意地说：“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此次加官晋爵，14名盐商具体“捐纳”了多少银子“效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早有耳闻，当时，扬州徽商总资本至少有5000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经济在乾隆时期号称盛世，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以至于乾隆皇帝感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而让乾隆感慨万千的“富商”，主要指的就是来自徽州地区的徽商，作为一个商帮，徽商会赚钱，也敢于“捐纳”：以乾隆朝的著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年）为例，仅仅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府“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

此一时期，徽商，是大清帝国毫无疑问的第一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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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

对于管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说，这里向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的谚语，由于可用耕地奇缺，人口急剧增长的徽州人一直处于难以自足的状态。

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人口仅有5000户，然而随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动**，北方士民开始不断南迁，此后，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宋靖康之变后，南迁的中原人民不断补充着徽州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经增长到了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人口进一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达到了247万人，由于人多地少，谋生艰难的徽州人被迫沿着新安江等水道大规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

在明清两代的徽州，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尽管谋生艰难，但作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后代，重视教育的徽州人普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然后到十三四岁时再让孩子外出闯**，在这片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却是“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由于大规模的人口外出经商谋生，到了明代时，明朝人王世贞就曾经感慨地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说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十分之七在外经商，“贾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为商”。

在这种庞大的外出经商人口的扩散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人出现了以长三角为基地的“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河“两条线”为辐射通道，“星星点点遍全国”的分布生态，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崛起，徽商，开始作为一个帝国商帮，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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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最势大财雄的群体。

明朝初期，为了与北方蒙古人对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长边境上设置了9个边镇驻军布防，为了吸引商人向驻军运送军粮，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有向北方边境运送粮食贩卖，才能换取到盐引（一种贩卖食盐的官方凭证），然后到指定地点倒卖食盐谋利。

由于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买卖存在的暴利，尽管路途遥远，徽商仍然不远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在明朝中叶以前，徽商的盐业生意总是做不过相对北方较近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成为通用货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规定商人不再需要向边境运输粮食，只要向政府盐运司缴纳银子，就可以换取到盐引贩盐，这一变革，史称“开中折色法”，随着变革的推行，原来的塞外商屯逐渐解体，边境商贸日趋衰败，于是，原来经营边境贸易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长江流域要地的扬州从事买卖，而这，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历史机遇。

由于位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扬州自从隋唐以来就一直是中华帝国的繁华城市，到了明清时期，扬州成了中华帝国两淮地区的盐业中心，当时两淮地区每年的赋税更是占到了全国商业税收的50%，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而在淮河流域与晋商、陕商的较量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徽商逐渐后来居上，最终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从而奠定了明清时期徽商在国内各大商帮中的龙头地位。

明朝中叶时在扬州，徽商原本与晋商、陕商平分天下，当时在扬州，以徽州话和陕西话最为时尚，因为当地人认为讲这两种话的人最有钱。但在明朝中叶及晚明的商业竞争中，文化教育不高、较为保守的晋商和陕商，逐渐在与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当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乡接受过基础教育，而与发家后仍然穿着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相比，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戏班，并且对官员贿赂出手大方。

对于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士大夫来说，有钱并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年），其文史知识甚至连一些当时的大儒都自愧不如，由于他博学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既有文化，又抱团取暖，还舍得给钱的徽商，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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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开始就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谚语普遍流传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口猪。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

正是在“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熏陶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开始急剧崛起，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士的共有2086人，并出产了28位状元，占据中国历史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人数，仅次于苏州府。

徽商重视读书、政治资源广布明清两代，这也为其在政治上保驾护航，而徽商在发家致富以后，也将子女读书致仕作为保障家族累代经营的不二法宝。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年），就将徽商家族的这种特点形容为“贾而好儒”“左儒右贾”。

以汪道昆本人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经营盐业，家业巨富，到了他这一代，父亲刻意经营让他读书致仕，汪道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考中进士，而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与戚继光等人一起成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还是一名戏剧家，曾经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