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向辽东去:第一批农民起义
第一波起义的**出现在隋大业七年(611)的冬天,主要分布在河北和黄河流域,起义军造反的口号非常坦白:反对朝廷的徭役,抗拒高句丽战争。
山东:王薄(611)、张金称(611)、孙安祖(611)、刘霸道(611)。
河北:高士达(611)、窦建德(611)。
河南:翟让(611)。
但凡天下大乱,有几类人造反的概率最高。
第一类:根正苗红的农民。
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一般比较糟糕,是朝廷低级官僚压迫的主要对象,如果被欺压到没有立足之地,不奋起反抗就没法保全自己,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扯旗造反,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隋末的王薄就属于这类人。
隋炀帝登基之后,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修建东都洛阳、南巡江都、北巡大漠、修建长城、西征吐谷浑。这些事无一例外,都要征调男丁。
男丁从哪里来?客观地说,除了江南和西南,全国各地的百姓都接到过朝廷的调令,但是山东、河北、关中、河东等地,却是朝廷征调最频繁的地方。
当时朝廷是怎么用人的呢?
隋炀帝是大老板,他一声令下,朕要修建洛阳宫。官老爷们闻风而动,立刻给各州县的长官下条子,征调民夫送往洛阳。
中央朝廷的官员自然不会参与工程的建造,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设计图纸、管理项目经费、项目现场监督,以及后期的验收。至于修造工程,对民夫的调度使用,日常的伙食和薪酬,全都是地方官员和小吏负责。
地方官员的诉求是什么?
用最快的速度搞定工程,让上级领导们满意,让皇帝满意。因此,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这帮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官员们有良心,可能会督促民夫昼夜加班,良心被狗吃了的,直接上鞭子抽打,态度极其恶劣。修建洛阳宫的时候,因为工期太严,劳动强度太高,死伤者不计其数。
这还不算什么,地方官员不能白干活啊,除了拿朝廷的俸禄,是不是得从中克扣百姓的血汗钱?客观地说,朝廷为了修建洛阳宫,批了巨额的资金,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拿这笔钱。
以隋朝的国力,上马几个大工程根本不在话下。问题是,隋炀帝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老百姓刚刚忙完这里,就得启程赶往那里,实在是不堪其苦啊。
朝廷虽然给百姓分了不少田地,也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可男人们整天在外打工,根本就没时间照顾家里,再多的田地又有什么用?如果继续为朝廷服役,要么让田地荒芜下去,要么把田产卖给豪强地主,换取全家老小的生活费。
客观地说,修洛阳城、挖通济渠,工地上虽然死了不少人,可大家毕竟都还有盼头。直到朝廷上马大运河、征讨高句丽的时候,老百姓开始绝望了。
据史料记载,为了征伐高句丽,隋炀帝从全国各地征调了一百一十三万府兵,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河北和山东,这两个地方堪称是“扫地为兵”。这还没有算上在路上运送粮食和保障物资的百姓。
王薄,山东邹平(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人,祖上数代都是农民。
关于王薄的身份,究竟是府兵,还是负责运输的脚力,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因为运送的粮食被自己吃光,或者延误了军粮运送的日期,又或者接到朝廷的征兵令却不愿意去送死,总之都有可能。
不过,王薄是个会念书、会写诗的农民,田园里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但凡会点儿诗文,骨子里总会有一点自命不凡,不太愿意服输的傲气,那是一种才华的味道。
其他老乡都在埋头干活的时候,王薄便偷偷地观察他们的情绪,令他欣喜若狂的是,这帮老乡都对朝廷的苛政有所不满,暗地里也骂了无数次娘,可死活就是没人敢公开站出来,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
有一天,王薄趁老乡们情绪快要失控的良机,竟然学起了陈胜和吴广,在人群中喊了一嗓子:兄弟们,去了要死,不去也要死,索性反了他!
王薄的叫喊犹如黑暗中的一束亮光,将所有的沉默和愤怒都唤醒了。
“就是,凭什么让我们去送死!”
“干!”
“老子都快累死了,不干了!”
“造反吧!”
人啊,不管本性是善良还是邪恶,心底都住着一个小恶魔,一个人的时候不敢放它出来,可要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并不介意放出来狂欢一下。
有了带头的,有了闹事的,有了摇旗呐喊的,这事儿自然就能干起来。在王薄看来,想要做大家的领导,就得拿出点真本事,让大家心甘情愿地跟着你。
很快,王薄就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市境内)搞了个根据地,并自称为“知世郎”,意思就是自己知道天命所归,随后宣布扯旗造反。
自古以来,造反行动必须有四大标准配置:领袖人物、口号、粮草、根据地。
在我看来,造反口号是一等一的重要。
好的口号,最低的要求就是朗朗上口,比如:
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