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昌二十二年,十月)
银镯送到漱玉轩几日后。
苏婉仪仍旧照常来。她来时也不多说闲话,进门后先看卷宗,再看苏时写下的批注。苏时若写得太直,她便把纸推回去,道:“这句若给父亲看,太锋利。”苏时便重新写。若苏时把案中某人的处境看得太轻,她便点一点案卷上的称谓,问:“这里为何只写‘某氏’,不写本名?”
这样的话,她从前也许不会说。
如今却说得越来越多。
有时两人读到田亩争讼,苏婉仪会让苏时先看田契,再看族谱;读到差役摊派,便让她留意是谁签押、是谁代缴、又是谁最后被记上一笔欠粮;读到婚嫁产业,才会停得更久,让她看嫁妆归谁管,寡妇能否自守产业,女儿有没有继承的名分。
苏时起初看得很慢。
后来她才慢慢明白,案卷并不总是明着欺负谁。那些字写得平,甚至写得极讲道理。田亩要清,赋税要缴,宗族要担责,户籍要有人承认。每一句都像站得住。
可人一落进纸里,便已经分了轻重。
有些人有姓有名,有官职,有宗族,有铺保,有可据之法;有些人只剩佃户、寡妇、逃丁、孤女、某氏、小民。许多事看似是田,是税,是役,是旧例,往下翻到最后,总有几个最轻的人被推到纸边。
苏婉仪说:“世道难。”
苏时抬眼看她。
苏婉仪垂着眼,把案卷翻过一页。
“只是许多时候,穷人已经轻,女子又更轻。规矩落下来时,先压没有势的人;压到家里,往往又压到女子身上。”
她指尖停在一处“某氏”旁边,声音放低了些。
“所以看案子,不能只看谁有理。还要看谁有话说,谁的话被写下来了,谁连名字都没留下。”
苏时抬眼看她。
苏婉仪垂着眼,替她把案卷翻过一页。
“更多时候,它写在规矩里。规矩越周全,人越难喊疼。”
苏时没有立刻说话,只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又过两日,福伯带来一只小匣。
匣子里头装着从东院老槐树下取出的银子,以及几张重新誊清的旧欠条。欠条受了潮,有些字已经糊了,账房按能辨认的数目重算过,又多添了些。
苏时看着“刘记”二字,问:“父亲怎么说?”
福伯道:“老爷说,若二小姐要去,大小姐同去。奴才随行,护院远远跟着。”
苏时抬眼。
苏婉仪正坐在窗边翻书,听见这话,神色没有多少变化。
福伯又道:“老爷还说,去了只平账,不争口舌,不久留。”
苏婉仪合上书。
“知道了。”
这句话说得很平,像她本就该在这件事里。
去南边铺子那日,天色阴着。
苏婉仪与苏时同坐一车。春桃坐在靠门一侧,手里抱着那只装银子的匣子。福伯坐在车前,两个护院隔得远,并不贴着马车。
马车从清贵坊巷驶出,路面渐渐不平。越往南走,街巷越窄。檐下旧幌子被风吹得一下下打在木杆上,铺子门口有人剥蒜,有人挑着豆腐担子从车旁经过。油烟、旧布、潮木和泥水的味道从车帘缝里钻进来。
苏时坐得很安静。
苏婉仪看了她一眼。
“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