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她信不信。她老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问题是,”我伸头看看客厅,沙袖不在,接着说,“我前几天还看见你从那车上下来。”
“什么时候?在哪儿?”
“前天,碰巧看见了。在海淀。”
一明说:“真的没什么,我发誓。你也不相信?”
“我相不相信没有意义,关键是沙袖。你得让她相信。”
“这学期的课马上就结束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坐什么倒霉的小车了。”
这么说他还要坐下去。具体事情我不清楚,不好乱猜。末了我告诉一明,该说的我都说了,应该为沙袖考虑一下,她真的不容易。
一明说:“我明白。”
几天后我回了一趟家,母亲说家里有事,重大的事,必须回去。到了家我发现风平浪静,还是老样子。母亲说,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让我去看看。我说我现在还不想谈女朋友,我在北京还一事无成我拿什么去谈?
母亲说:“北京有什么好?待在家里我都能抱上孙子了。再说,就这么漂着也不是个事,没个根。眼看着三十的人了,你不急,我和你爸还急呢。”
他们逼我去相亲。女孩儿是我们那个市的邮电局职员,平心而论,长得的确很不错,个头儿也合适。收入更不用说了,母亲说,除了邮电系统和几个大学,我们这地方还有哪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待遇?感觉挺不错。她说她在不少刊物上读过我的文章,差点儿把我给羞死。她很认真地说,真的,她很喜欢,还向我讲述了她对我的几篇小说的理解。她大概是硕果仅存的文学女青年。如果不是文学青年,她恐怕也懒得理会我这样的无业游民。
“那都是些骗钱的小玩意儿,说出去让人笑话的。”
“大家都说挺好的,”她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知道你呢。”
她的意思是说,在北京我不怎么样,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大小算是个作家了。真让我哭笑不得。
“必须在北京才能写作吗?”
“这倒也不是,北京的氛围可能好一点儿。不过也说不好,其实在北京我基本上也是一个人埋头自己搞。”
“那为什么不回来?”
我无话可说。有时候我也在怀疑,现在留在北京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朝圣还是一个仪式?或者仅仅是一个蒙骗自己的形式和借口?
我说:“我再想想。”
半个月后,我从故乡返回北京,正赶上边红旗搬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搬家,尽管房间收拾空了,但他要求这个房间还为他保留着,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搬回来,下半年的房租他都交了。严打开始了,据可靠消息说,抓到一个是一个。老边担心连累我们,也担心住在这地方太显眼,他要搬到一个偏僻隐秘的地方。那天帮他搬家的是他的两个办假证的朋友,车也是极相熟的人的,彼此都信得过。大大小小的东西一车全运走了。我要送他到新居,边红旗说算了,那地方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而且,他压低声音跟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相约不把地址告诉外人,请我们多包涵。
临走时我们送他下楼,沙袖磨磨蹭蹭地在房间里不出来,一明就叫她快点儿,老边要走了,我们送送。
沙袖在房间里大声说:“送什么送,是搬家,又不是去死!”
边红旗笑笑说:“沙袖说得对,我又不是去死,别送了。搞得跟遗体告别似的。”
尽管如此,老边和我们还是在楼下等着沙袖来告别,但沙袖终于没有下楼。我只听到她在房间里打开崔健的摇滚,声音巨大。她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