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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第1页）

§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

大约是1985年的夏天，我从琉璃厂海王村书店出来，顺人行道朝南走，忽然迎面的慢车道上，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骑自行车过来，他先认出我，到我跟前，便刹住了车，招呼我：“心武！”

这一声招呼，事隔二十六年了，却似乎还在耳畔。是一种特别具有北京味儿的招呼，“武”字儿化得极其圆润。其实招呼我的人并非地道的北京人，他祖籍本是浙江萧山，大概因为全家迁京定居年头多了，因此说起话来全无江浙人的平舌音，倒满像旗人的后代，往往将一种亲切感，以豌豆黄似的滑腻甜美的卷舌音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豌豆黄是一种北京美食，据说当年慈禧太后最爱，就如她将京剧调理得美仑美奂一样，豌豆黄也在满足她的嗜好中越来越悦目可口。

那天不过是一次偶然的邂逅。我去琉璃厂买书，他那时住在琉璃厂南边不远的虎坊桥，也许只是骑车遛遛。完全不记得他招呼完我以后，我们俩说了些什么话了。但是那一声“心武”，却在岁月的磨砺中仍不失其动听。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往往从别人并不明确的表情和简短的话音里，便能感受到所施与我的是虚伪敷衍还是真诚看重。我从那一声“心武”，感受到的是对我的友好善意。

那天招呼我的，是兄长辈的诗人邵燕祥。

早在1955年，也就是一声“心武”的招呼的再三十年前，邵燕祥于我就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背诵过他的篇幅颇长的诗《到远方去》，那时候不仅他那一代的许多青年人，充满了建设自己祖国的激昂热情，就是还处在少年时代的我，以及我的许多同代人，也都向往着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建设新的工厂和农庄。还记得那前后邵燕祥写了一首题目完全属于新闻报导的诗，抒发的是架设了高压输电线的喜悦豪情，现在的青少年倘若再读多半会怪讶吧——这也是诗？但那时的我，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年，读来却心旌摇曳，那就是我这个具体的生命所置身的地域与时代，其实每一个时空里的每一个具体生命，都无法逭逃于笼罩他或她的外部因素，其命运的不同，只不过是他或她的主观意识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应不同罢了。

那时候看电影，苏联电影多半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开头总是其厂标，一个举铁锤的健硕工人和一个举镰刀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以马步将铁锤镰刀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图腾。中国国产电影仿照其模式，片头在持铁锤镰刀的男工女农外，增添一个持冲锋枪的士兵，随着庄严的音乐徐徐从侧面转成正面。因为看电影多了，因此我和许多同代人都能随时将那片头厂标曲哼唱出来。后来就知道，那首曲子叫作《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是由老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谱成的。新民主主义，至少在1955年以前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主义，毛泽东曾撰《新民主主义论》，记得那时我父亲——他是一个被新海关留下并予以重用的旧海关人员——每当捧读《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都会一唱三叹，服膺不已，我那时候还小，不大懂得，却印象深刻。还记得那时候老师是这样给我们解释五星红旗的：大的那颗星星代表共产党，团结在其周围的四颗星，则分别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想到这些，不是无端的。与那时所有的人皆相关，包括邵燕祥。

邵燕祥少年时代就左倾，那时的左倾，就是倾向共产党，多半还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服膺于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的旋律下，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但是没过多久，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就式微了，要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国产片片头的工农兵塑像还保留着，却取消了《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的伴奏。到后来，老师跟学生解释国旗上五颗星的象征意义，也就不再是我儿时听到的那种版本。《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大流行，《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被抛弃淘汰。

一首歌，抛弃淘汰也就罢了。但是人呢？活泼泼的生命呢？

建设当然也还在建设，与天斗，与地斗，却都还不是第一位的，提升到第一位的是人斗人。到我十五岁那一年，就有不少我原来熟悉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被从人民的队伍里抛弃淘汰掉了。在被批判的诗人名单里，赫然出现了艾青。紧跟着我被告知，还有一些诗人也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其中就有邵燕祥。多年以后，我读了邵燕祥回忆那一段生命历程的《沉船》，有两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个细节是当他刚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不久，本来似乎更要“直挂云帆济沧海”，却猛不丁地就遭遇“飓风”而“沉船”，他在自己的宿舍里闷坐，对面恰好是大立柜上的穿衣镜，他望着自己的镜像，头脑里不禁浮出“好头颅谁取之”的意识；还有就是他写到有一场对他的批判会是在乒乓球室召开的。我曾当面问他：“怎么会在乒乓球室里召开批判会？”他没想到我会有如此一问，说他那样记录不过是白描罢了。我的心却在阵痛，敢问人世间，自有乒乓球这项运动，设置了供人锻炼游嬉的专用乒乓球室后，在何处，有几多，将其用来人斗人？

生命是脆弱的。生存是艰难的。穿越劫难活下来是不容易的。

1975年，我从任教的中学借调到当时的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室当编辑，当时在文学室的一位女士叫邵焱，她负责编诗歌稿件。我们相处半年以后，才有人跟我透露，她原名邵燕祯，是邵燕祥的妹妹。这让我想起了《到远方去》，想起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高压输电线，觉得自己有了接触邵燕祥的机会，暗中兴奋。但是我几次试图跟邵焱提起邵燕祥，她虽满脸微笑，却总是一两句话便岔开。1976年10月以后，政治情势发生了变化，1978年出版社同仁一起创办《十月》丛刊，我那时忝列《十月》“领导小组”，就跟邵焱交代，跟邵燕祥约稿，无论诗歌散文都欢迎。邵焱仍是满脸微笑，过几天我问起约稿的事，她的回答很含蓄，好像是“现在行吗”一类的疑问句。我隐隐觉得，是邵燕祥还要再观察观察，包括观察《十月》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后来与他接触，证实他的确不是个急脾气，而是凡事深思熟虑，一贯气定神闲的性格。

后来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邵和我先后被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在《诗刊》，我在《人民文学》，他忙他的，我忙我的，见面不多，谈得很少，但我总还感觉到他对我的善意。我记得他曾将邵荃麟女儿邵小琴一篇回忆亡父的文章刊发到《诗刊》上，我问他：邵荃麟是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并非诗人，而邵小琴写的也不是悼亡诗，你怎么不介绍到《人民文学》发而偏在《诗刊》发呢？他也不解释，只是告诉我：“邵荃麟在1957年保护了人啊，要不那时中国作协的运动会更惨烈！”后来他又几次跟我说起邵荃麟“保人”的事。这说明邵燕祥对爱护人、保护人的行为深深崇敬。我心中不免暗想，倘若那一年邵燕祥是在邵荃麟够得着的范围里，是不是也有幸被保护下来，只“补船”而不至于“沉船”呢？人世间基于正直、仗义而冒风险保护别人不至沉沦的仁者，确实金贵啊！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邵燕祥和我都赋闲了。后来通知他，还把他的名字保留在中国作协的主席团里，他坚决辞掉了。再后来又一届会议，我收到一份表格，是保留全国委员需填写的，我退了回去，注明应将此名额付予合适的人选，结果中国作协当时一把手通过从维熙兄打电话转达我：名单已上报无法更改，但我可以不填表不去开会。这样我们都自在了，就有几次结伴去外地旅游。2001年我们同去了奉化、宁波、普陀、杭州。回京后燕祥兄将几张照片寄我并附一信：

心武：

鄂力已将他的照片寄来。我们拍的也冲出加印四张奉上，效果尚可。此行甚快，值得纪念。唯发现你平时欠体力活动，似宜注意。不必刻意“锻炼”，散步（接地气，活血脉）足矣。

绣春囊为宝钗藏物，亦“事出有因”之想，可启人思路，经兄之文，始知世间有人如此细读红书。顺祝双好

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