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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编辑的缘分（第1页）

作者与编辑的缘分

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集，在通读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发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代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

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

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

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五十年代，当时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这个词批过这篇小说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

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厕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字片语，像点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

因为编辑发现作品，推出作家，是他们的天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凡出于敬业之心的编辑，无不要一期一期地编发稿件，那是责无旁贷的事，印刷厂是订好合同的，不能随意拖延。逼得他必须及时对作品作出判断，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为关键；而无任何契约关系的评论家，评多与评少，评好与评坏，评谁不评谁，想评不想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评论家对作家的亲疏、近远、好恶、生熟程度，是决定他评论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为二十个戈贝克写一篇吹捧文章，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也许不干，但不一定会被今人视作楷模。

所以，新时期文学能有二十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真识货者，编辑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样崭露头角的？而从五十年代丁玲还十分当红时，对叶圣陶先生特别恭谨的态度看，很大程度由于她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发现她的编辑，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缘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别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还不曾见过，但愿只是我孤陋寡闻。

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编辑把作者推到文坛上来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炮而红，洛阳纸贵，一奖成名，衣锦荣归，让我这个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点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艳羡不已。于是，我对李敬泽感叹系之：“这篇《改选》，倒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与初当编辑者的崔道怡一段缘分的开始。要是当年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他，把《改选》往字纸篓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也许从此与文学无缘。”他说。

但我说，无缘是可能的，却未必能不当“右派”。

或许这是题外的话了，照着那时候提倡的阶级路线，进城执政的农村干部，以及他们所提拔信赖的基本上文化极低的工农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我族类”的排斥心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自身无法于短时期之内知识化起来，就更增强一种敌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恐怕我就甩不掉“右派”这顶桂冠。

即使我申请作狗，也不行。因为一条有文化的狗，对无文化的人，也会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你写了小说，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说，他不会写小说，即使写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觉认为应该比你强。可文化，知识这些东西，硬碰硬，纵有革命资本，也帮不了忙，于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压倒你。

我想起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的故事，据《资治通鉴·齐纪二》，此人“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有一天，他跑去对齐武帝说：“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经为他儿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儿，他还嫌不过瘾，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齐武帝说：“此由江鴫、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他“承旨诣鴫，登榻坐定，鴫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纪僧真怎么出这口恶气，史无记载，但这股憎恶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名毒火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后，疯狂灭绝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恶行，得以猖獗的由来。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许多精美雕刻的脑袋统统干掉为什么“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也如出一辙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萨的头部不可？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打砸抢”的“砸”，就因为那雕像上一双双凝固着历史文化积淀的眼睛，使他们那空虚干瘪的灵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动手去敲去砸，还要踏上一脚的。

如果谁有兴致趁着当事人尚未死绝的情况下，将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运动双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识面、智商值，作一个调查的话，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在一个陷入无理性状态的社会中，必然是无能的人，胜过有能的人；无知的人，压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驾驭智商高的人；学问不大的人，领导学问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队伍中间，那些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就要把写得出东西，尤其写得出好东西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种知识分子受制于非知识阶层的权杖，唯有俯首听命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二十五史”和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的不正常时期。莎士比亚先生在他十四行诗里哀叹过的境遇，仅仅是发生在十五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时期吗？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

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挑去，“文革十年”，无可选，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那时我二十七岁，写出被误以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写出“恶毒”，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