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顾承泽从二楼走下来,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羊绒衫,头发灰白,身材保持得很好,看不出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他走到客厅,看了一眼顾深寒,又看了一眼妻子,在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的空隙里判断出了空气中的火药浓度。
“吃饭吧。”他说。
三个人坐在餐桌前。长方形的餐桌,顾承泽坐在一端,林婉清坐在他右手边,顾深寒坐在对面。三个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再坐四个人进去,但没有人会坐。这张桌子从来只有他们三个人,从顾深寒记事起就是这样。没有亲戚来过节,没有朋友来聚餐,没有任何一个外人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这张桌子是顾家这个“家”的完美隐喻——三个人,保持距离,各自吃各自面前的菜,没有人给对方夹菜。
菜是阿姨做的。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一锅排骨汤。都是顾深寒小时候爱吃的菜——或者说,都是他母亲认为他爱吃的菜。他小时候确实爱吃红烧肉,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后来不吃猪肉了,因为嚼很久。他母亲不知道。她从来没有问过他“你现在爱吃什么”,她只是继续做他小时候爱吃的菜,然后在他不动筷子的时候,用那种“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却不懂得珍惜”的眼神看着他。
顾承泽吃到一半,放下了筷子。
“公司的事,”他说,“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顾深寒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分拆出售的方案。这是他父亲在董事会上提出的,被顾深寒和沈屿联手否掉了。但那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他父亲不是一个被否掉一次就会放弃的人,他是一个下棋的人,这一步被堵了,他就走下一步。
“不考虑。”顾深寒说。
“不考虑是你的个人意见,还是董事会的意见?”
“两者都是。”
“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在公司也有股份?”
顾深寒看了母亲一眼。林婉清正在喝汤,勺子碰到碗沿发出细微的瓷器碰撞声,她没有抬头,但她的嘴角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弧度——不是笑,是“该说的我都说了”的笃定。
“我知道。”顾深寒说。
“那你就知道,这件事不是你和董事会能决定的。”
顾深寒看着他的父亲。这个男人在他五岁的时候教他下棋,告诉他“落子无悔”;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告诉他“顾家的儿子不能哭”;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告诉他“大学选金融,别选音乐”。他所有的“告诉”都是命令,用教诲的包装纸包着,但拆开之后里面只有四个字——“你必须听”。
“这件事的决定权在我,”顾深寒说,“因为我是CEO。”
“CEO是董事会任命的。”
“董事会是我组建的。”
父子之间的对视持续了三秒。顾承泽先移开了目光,不是因为输了,是因为他意识到这顿饭还有别的菜没上,现在掀桌不是最佳时机。他拿起筷子,继续吃鱼。
餐桌恢复了安静。三个人各自吃各自面前的菜,没有人说话。阿姨从厨房端出一盆水果,放在桌子中央,又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晚饭结束后,顾深寒没有多待一分钟。他站起来说“我先走了”,顾承泽点了点头,没有起身。林婉清跟到玄关,站在那束白色花束旁边。
“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不知道。”
“你总是说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林婉清看着他的背影。他正在穿大衣,动作很快,像在逃离一个火灾现场。她注意到他大衣口袋里有一枝花——白色的,小小的,花瓣有些蔫了。她的目光在那枝花上停了半秒,然后移开了。
“那家花店的老板,”她忽然说,“是个女孩子吧?”
顾深寒穿大衣的动作停了一下。
“是。”他说。
“多大了?”
“二十六。”
“做什么的?”
“开花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