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的雨,来得没有道理。
五月底的北方,本不该有这样绵密如南方梅雨的雨。从清晨开始,整座城市像被塞进一个灰色的塑料袋,雨水顺着老工业区斑驳的筒子楼外墙往下淌,把“工业学大庆”的残破标语冲刷得愈发模糊。
刘大江站在窗前看了很久,决定还是去。
他穿上了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二十年前,临河纺织厂最后一次劳模表彰大会上发的。领口已经磨出线头,左肩位置有一块洗不掉的红墨水印子,但每一颗纽扣都还在,每一颗都扣得整整齐齐。就像他这个人,再旧再破,也不肯散架。
“又去?”老伴李秀芝在厨房里问,声音平淡,像是在问他去不去买菜。
“去。”
“有用吗?”
刘大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找了二十年。二十年前,他觉得有用;十五年前,他还觉得有用;十年前,他开始不确定了;五年前,他不再想了。有用没用,他都得去。就像厂里那台老掉牙的梳棉机,你把它按停了,它就成了一堆废铁,可只要它还转着,它就还是个机器,还是个活物。
他从床头柜最底层取出那块牌子。
牌子用硬纸板糊的,外面裹了好几层透明胶带防水。上面整整齐齐贴着一排排复印件——一共三十二张,每一张都是一枚公章的图样。
市规划局。
市国土局。
市住建局。
市房管局。
区房管局。
区规划分局。
市□□办。
区□□办。
街道办。
社区居民委员会。
……
红色的圆圈,一个挨着一个,围成三十二个冰冷的句号。每一枚下面都标注着日期,最早的一枚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最晚的一枚落款是二〇一六年九月三日。从第一个章到最后一个章,跨过了十八年。如果算上那些没标注日期的,跨了整整二十年。
他找了一块塑料布把牌子裹好,扛在肩上。
李秀芝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稀饭:“吃一口再走。”
“不饿。”
“吃一口。”她把碗塞到他手里,“你这一去不知道又要站多久。”
刘大江接过碗,稀饭很烫,他喝得很慢。
“秀芝。”
“嗯?”
“今天是最后一次。”
李秀芝没有说话。她听过这句话很多遍了。第一次是十年前,他说“这批材料都齐了,肯定是最后一次”。然后是八年前,五年前,三年前。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都没能成最后一次。
她把碗收走,在水龙头下冲洗。
水声很大。
“牌子。”她忽然说。
“嗯?”
“牌子举高一点。你个子矮,举低了人家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