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秋萍选择见面的地方不在市政府。
她在电话里说:“林主任,明天早上七点,城东老豆腐坊。你知道那儿吗?”
林远帆知道。那是临河最老的早餐店之一,开了三十多年,在老工业区的巷子里,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常年煮着滚烫的豆浆。那里离市政府很远,离家属院也远,离所有人的眼睛都远。
第二天早上七点,林远帆准时到了。
韩秋萍已经坐在角落里了。她换了一身便装,深灰色的开衫毛衣,里面是白衬衫,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看起来不像一个副市长,更像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桌上放着两碗豆腐脑,一碗还没动。
“林主任,坐。”她说,“这家的豆腐脑不错,我吃了二十年了。没放香菜,我记得你说过不吃香菜。”
林远帆愣了一下。他不吃香菜这件事,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坐下来,拿起勺子,吃了一勺。豆腐脑很嫩,卤子是鸡汤打的,放了木耳和黄花菜,确实是老手艺。
“韩市长,您找我——”
“别叫我市长。”韩秋萍打断他,语气很平和,但很坚决,“在这里,我就是韩秋萍。”
她拿起勺子,慢慢搅着碗里的豆腐脑。
“林主任,我在临河官场待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我学会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在临河,如果你想做事,你首先要学会不说话。”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说话,就会被归类。归类了,就会被排挤。排挤了,就什么都做不了。”她放下勺子,“我不说话,不等于我没有眼睛。这些年,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我都看到了。”
林远帆没有催她。他知道,韩秋萍今天主动约他,不是为了说这些话。她在做铺垫,在给自己下决心。一个沉默了十五年的人,要开口说话,需要很大的力气。
韩秋萍看着窗外。窗外是那条老巷子,青石板路,墙根长着青苔。晨光照在对面那栋红砖楼的墙上,把斑驳的墙面照得一明一暗。
“你知道吗,”她说,“高峻昨天找我谈话了。”
“谈什么?”
“他问我,是不是跟你有接触。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一晚上没睡着的话——秋萍啊,临河的事,上面要结论。结论已经有了。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
她把“结论已经有了”这几个字说得很慢。
“他告诉我结论已经有了。案子还没查完,结论就已经有了。程序合法,环节齐全,部门负责,结果不负责——跟刘大江那三十二枚公章一模一样。”
林远帆没有说话。
“林主任,你知道为什么刘大江跑了二十年,房产证办不下来吗?”韩秋萍放下勺子,看着他,“不是因为哪个部门不作为,不是因为哪个科长躺平,不是因为政策有盲区。真正的原因是——有人不想让那个证办下来。”
“谁?”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她说,“配套用地的出让金被抽走了一千二百万。这笔钱,一部分进了振海地产,一部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笔钱的流向,涉及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你把那个盖子掀开,底下不是几只老鼠,是一窝蛇。”
林远帆想起李蕊的日记。那笔一千二百万,从配套用地出让金中抽出,转入中间账户,转了三手,最终流入振海地产。但李蕊的账目只追踪到第三手。第四手,第五手,第六手——那笔钱最终的流向,还是一个谜。
“你手里有证据吗?”
“证据谈不上。但我有一份会议纪要。”韩秋萍从随身的帆布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二〇一六年,市里开过一次协调会,讨论纺织厂棚改项目的配套用地问题。在那次会上,有人提出要把已经规划的社区公共服务用地变更为商业开发用地。周文彬反对过。但高峻当场拍了桌子,说这是为了临河的发展大局,谁不同意可以举手。”
“有人举手吗?”
“没有。”
“你呢?”
韩秋萍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场。”她说,“我也没举手。”
窗外有鸟叫。灰色的麻雀在电线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把一个普通的早晨搅得热闹。店老板在大铁锅前忙活着,豆浆的热气升腾起来,把店门口氤氲成一片白雾。
韩秋萍看着自己面前的豆腐脑,碗里的豆腐脑已经凉了。
“林主任,我最佩服你父亲的一点——他当年在临河,为了棚改项目的事,挨了多少压力,得罪了多少人。但他从来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她抬起头,眼角有几道细纹,眼睛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某种决绝,“我装了十五年瞎子,装够了。这份会议纪要,还有我整理的一些材料,都在这个信封里。你用得上。”
林远帆接过信封。信封很轻,但拿在手里,他知道它的重量。这是一个在官场里沉默到几乎隐形的人,用了十五年的时间积攒下来的重量。
“韩秋萍同志,”他说,“谢谢你。”
韩秋萍站起来,背好她的帆布袋。她的动作很利落,像一个终于卸下重担的人。
“我不是帮你。”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落在石头上的雨点,“我是帮我自己。我今年五十了,再沉默下去,等我老了,我怎么跟我自己交代?”
她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