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线路断了,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计时器还在跳动。我重新把手机贴回耳边,听到他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是一个人在努力消化一个过于庞大的信息。
“你确定?”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沙哑了许多。
“确定。”我说,“我做了个梦。梦里的那些纹路变成了文字,我读懂了它。它说的是‘回来’。”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然后我听到他站起来的声音,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下,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关门声。他换到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
“陈先生,”他说,声音压得很低,“这件事,你还告诉过别人吗?”
“没有。你是第一个。”
“好。”他说,“你听我说。这件事,不要再告诉任何人。至少现在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那些纹路真的是文字,如果真的有人能读懂它们——”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那意味着我们对那块玉的认知,可能全都是错的。它不是什么史前玉器,也不是什么宗教器物。它是一封信。一封写了四千多年的信。”
他停了一下,又说:“而你是第一个收到这封信的人。”
我握着电话,站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夕阳的余晖从窗户照进来,在那些书脊上投下一道道暗红色的光,像是给每一本书都镀上了一层血色的边框。店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淡,那些书架在阴影中矗立着,像是一片沉默的森林。
“赵老师,”我说,“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说:“这个问题,我没办法替你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柳文山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他在笔记里写过一句话:‘它让我回去。我知道我不应该去。但我知道我终归会去。’”
挂了电话之后,我站在柜台后面,握着手机,看着窗外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地平线下。夜幕降临了,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渐暗的天色中散发出昏黄的光圈。店里没有开灯,我在黑暗中站着,像是一尊雕像。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出租屋。我关了店门,沿着巷子走到街口,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夜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凉意,吹动了我额前的头发。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一辆车驶过,车灯在夜色中划出两道白色的光柱。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那头传来柳秀兰的声音:“喂?”
“是我。”我说,“陈秋生。”
她沉默了一瞬:“我知道。这么晚了,有事吗?”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父亲留下的那些笔记里,有没有提到过‘回来’这个词?”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听到她的呼吸声,很轻,像是在思考。过了片刻,她说:“有。在他最后那篇笔记里,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它在叫我回去。我知道我不应该去。但我知道我终归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