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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第2页）

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相继对我国出口货物的木质包装实施新的植物检疫标准，影响我国约30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

1997年，欧盟宣布，由于我国海洋环境不断恶化，出口的贝类产品已经达不到他们所需的卫生标准，因此不再进口我国贝类产品。

现实逼迫学《孙子兵法》迂回变通

由于绿色壁垒的存在，达不到绿色标准想要“强攻”显然不行。好在我国是《孙子兵法》的发源地，孙子兵法通篇教人的是不要“强攻”而要“变通”。为了实现绿色效益，在实在无法逾越绿色壁垒的同时，一条条突破绿色壁垒的另类通道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10。

例如，由于农产品因质量问题通过不了进口国的严格检测，那就“生的”不行搞“熟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扩大熟制品出口。过去我国大宗畜禽产品出口，以生制品为主，通过把生制品改成熟制品，一方面可以通过高温加工处理，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出口数量减少，降低对进口国农民利益的冲击，从而不至于遭到进口国的强烈抵制。山东省诸城外贸集团生产的肉鸡等畜禽产品，过去质量一直很好，可是同样遭遇绿色壁垒。2001年，该公司与美国最大的肉鸡加工企业合作，研制出了10多种熟制品，当年外贸出口4000多吨，2002年达到5万吨。

扩大非食品类农产品出口，也是一条可行办法。因为西方主要进口国的农产品检测，主要是针对食品的。如果把出口方向瞄准国际市场有需求、却与食品安全无关的农产品，就可以逃避这一壁垒。杭州市一些企业专门生产羽绒制品，2001年出口量达34亿元，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量的一半；浙江省萧山市某地板厂，利用当地资源生产竹制品地板，在东南亚地区供不应求，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让“销地”变“产地”的办法也很不错。西方国家的绿色壁垒不是千方百计阻止我们的产品出口吗？那我就把厂办到你们国家去，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境外投资等方式，在你们国家生产、加工农产品，这样不就行了吗？

从长远看，打破绿色壁垒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可是在复杂的国际贸易中，进口国筑起绿色壁垒的主要因素并不一定是质量问题，这时候，采用这种迂回道路来变通就很现实。

生态补偿，问题不少困难很多

绿色利益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人类生活服从于环境保护。这一点确实有必要，可遗憾的是，由于生态补偿工作没做好，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才刚刚起步，总的来看是问题不少、困难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怨声载道。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最突出的两大问题，一是生态目标不到位，二是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

生态目标不到位

所谓生态目标不到位，是指在护林环节上，农民出钱出力确保生态效益的动力不足。在这方面，我国实践历史最长、取得成就最大的是退耕还林工作。可是作为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生态补偿实践，由于“生态目标”不能实现，直接影响到这一政策的成败。

究其原因就在于，生态林的成长、生态效益的发挥，需要近10年时间。生态效益主要是公益性的，生态目标在其它目标中最为脆弱，最容易成为急功近利的牺牲品。一旦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就会使退耕还林处于难以持续或出现反复的境况，甚至加剧社会矛盾。

从各种生态补偿机制看，与城市水源地的发展与保护、江河上游水资源利用与中下游用水的矛盾、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矛盾、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草原过度放牧和过度耕种带来的风沙问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问题等相比，退耕还林政策已经是执行得最成功的了。可想而知，其他补偿机制问题有多大　11？

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

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表现为经济补偿没有及时、全部、足额兑付给农民，加上后续产业开发跟不上，一些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贫困面增大的趋势。

四川省某县有30多户彝族村民，为了支持国家修建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在当地政府号召下，从山脚下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搬到了山上。可是，3年过去了，这些村民们依然住在山上的棚子里，过着原始社会般的群居生活，棚子随时有倒塌危险　12。

令人惊讶的是，根据《移民工作问题解答》，当地的移民补偿是沿用14年前（1991年）的补偿标准，令任何人都想不通。

究其原因在于，当地政府认为窘迫的财政收入使得自己有苦说不出。可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一个工程能否上马，最重要的应当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分析。水利工程移民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业主、移民等各方面的多方利益博弈，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就移民来说，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生活水平能有所提高，至少不能降低，这是最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可是在这里却没能做到。

浙江省某市有77户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是利用石竹林生产笋干。1993年，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大后，当地4433亩石竹林纳入保护范围，从此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

为了解决生态保护和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该市于2000年9月召开协调会，规划要求绝对保护范围内的林地，将由市政府作出适当补偿。可是，此事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当地政府解释说，原因主要在于由于生态保护和给农民造成的损失究竟怎样补，补偿标准又如何定，国家并没有出台具体操作办法，也没有明确的资金来源渠道，更没有一部完善的《补偿法》来加以规范。如果依靠地方财政解决这个问题，感到力不从心　13。

值得关注的是，因为生态保护的需要而使农民利益受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生态公益林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类矛盾还会日益突出。

1　本案例参考了毛传书：《城市规划造出全国最热的“火炉”》，2004年8月13日中国环境报。

2　一文：《第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举行，高消耗增长必须改变》，2004年1月12日新华社。

3　杨林林：《真假绿色，谁说了算？》，2001年7月17日经济日报。

4　潘岳：《落实科学发展观急需配套新政策体系》，2004年7月19日中国建设报。

5　同前。

6　伯弢译：《中国离“绿色经济”有多远》，2005年11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Lex专栏。

7　潘岳：《落实科学发展观急需配套新政策体系》，2004年7月19日中国建设报。

8　王猛、杨春：《溪坪村旁的化工厂》，2003年4月1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

9　《绿色壁垒案例》，2005年1月19日上海市标准化协会WTOTBT咨询中心。

10　刘伟、周吉仲：《突破“绿色壁垒”的“另类”渠道》，2002年6月6日新华社。

11　王礼全：《如何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2005年12月26日人民网。

12　谭新鹏：《开发商把良田说成高山峡谷，大渡河移民巨资流失》，2004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13　《谁为绿色“埋单”——生态保护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引出的话题》，2002年4月4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