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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袭来（第2页）

“华先生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他的声音沙哑但笃定，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在生死关头才会出现的、近乎本能的清醒。

不是因为他多相信华佗对“疫情”的判断，而是因为隔壁村子已经死了十几个人。消息像丧钟一样从村口传进来，一个接一个，没有停过。全村人都吓破了胆。昨天还有人骂华佗的徒弟“多事”，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济世堂门口那片空地。

当天下午，济世堂旁边的空地上搭起了三个临时草棚。

草棚是用竹子做骨架、用稻草编的席子做墙、用油布盖顶搭起来的，四面透风，但好歹能遮雨。刘保长动员了村里十几个壮劳力，砍竹子、编草席、挖排水沟，从下午忙到半夜，灯笼火把把空地照得通明。

三个草棚，三种颜色，三种命运。

东边那个最大，是隔离区，住已经发病的病人。草棚里铺了一层干草，草上再铺草席，每张“床”之间隔了五尺远。顾湘亲自量了距离——五尺，够一个人躺下再翻个身，也够两个人中间站一个照顾的人。

西边那个小一些，是观察区，住有接触史但没有发病的人。那些病人的家属、邻居、帮忙抬过病人的好心人，统统住进去。他们有意见，但刘保长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你想死就回家，别连累你爹你娘。”

北边那个最小，是医护区，华佗和顾湘住。两张草铺，一张桌子，一盏油灯，两个人换着睡，合衣而卧，随时准备起来救人。

阿香负责熬药和送饭，不进入隔离区。顾湘给她划了一道红线——用石灰在地上撒出来的，明明白白。阿香把饭送到隔离区入口，放在一块木板上，退后五步，等里面的人出来取。取完了，碗筷用开水煮过，才能拿回来。

吴普和樊阿负责进入隔离区照顾病人。两个人轮班，一人四个时辰，中间不重叠。

每次出来，流程是固定的：先站在隔离区入口用酒洗手——就是黄酒，没有酒精，没有碘伏，只能用这种度数不高的浊酒反复搓，搓到手指发红。然后脱掉外面的麻布罩衣，罩衣丢进一口装满开水的铁锅里煮。再洗一遍手，换上干净的衣服，才能进入医护区。

吴普第一次走完这套流程，苦笑着说：“师娘，这也太麻烦了。进进出出的功夫，我能看三个病人了。”

顾湘正在调配一批口服补液盐，头都没抬。

“你看三个病人，带三份毒出来，全村都染上。”她的语气像冬天的井水，又凉又硬，“按我说的做。”

吴普的笑容僵在脸上。他看了看顾湘的表情，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顾湘这个样子。那个平日里说话温和、会蹲下来给小孩子擦脸、会在月亮底下哼歌的女人，现在像一把刚开了刃的刀。

吴普闭嘴了，乖乖地按流程做了一遍。他在酒盆里搓手的时候，酒水溅到了眼睛里，辣得直咧嘴，但一声没吭。

第一个重症病人是个五岁的男孩，姓张，小名狗子。他是村里张屠户的独子，虎头虎脑的，前两天还在村口追鸡玩，把刘保长家的老母鸡追得满村飞。

他被送来的时候，已经拉了三天。

三天，他拉空了身体里所有的水分。他的皮肤干得像老树皮，用手指轻轻一捏，皱褶半天都弹不回去——顾湘知道，这叫“皮肤弹性减退”，是重度脱水的典型体征。他的眼眶深深地陷进去，像两个没填满的洞，眼珠子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膜。他的呼吸急促而浅，一呼一吸之间，胸口起伏得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顾湘蹲在他身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烫得她心里一沉。她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细得像一根快断了的线，跳得快而无力。

张屠户站在草棚外面，隔着那道石灰画的线，一声一声地喊：“狗子！狗子！爹在这儿！你听见没！”

男孩没有任何反应。

重度脱水。在现代，顾湘会立刻开通静脉通路，一根留置针扎进手背或脚踝的静脉，接上输液管，让生理盐水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成人用十四号针，儿童用二十二号针，补液速度按体重算，公式她能倒背如流。

但这里没有输液管，没有生理盐水，没有葡萄糖，没有任何可以静脉输注的液体。她面对的，是一千八百年前的医疗荒原。

她深吸一口气，脑子里飞速运转。

口服补液盐。

配方她记得清清楚楚——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配方变了不知道多少版，但最基础的原则从来没有变过：一升干净的水，六平勺糖，半平勺盐。钠和葡萄糖在肠道里手拉手地通过肠壁进入血液，水跟着它们一起走。这个简单的化学反应，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糖和盐，这个时代都有。

“吴普！”她站起来，声音大得连隔壁草棚的人都听见了，“拿糖和盐来！还有水，烧开的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