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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反应篇（第2页）

“这是什么人？”

使者说：

“这是大汉的绝世美女，本来陛下准备自己享用的。现在情况危急，冒顿又不肯退兵，大王情急之下，就让小人把这幅画拿给冒顿看，如果他肯退兵，这位美人就归冒顿了。”

使者停了停：

“陛下知道阏氏素来被冒顿宠爱。如果有了这位美人，阏氏不知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但这实在是因为冒顿不肯退兵，只好出此下策，对不起阏氏了。”

阏氏闭上眼睛，想像着冒顿和美人嬉戏的情形，顿时紧张起来。她对使者说：

“礼物我收下了，画卷请你带回去，再不要提起这件事。至于退兵的事，由我对冒顿说。”

送走了使者，她来到冒顿的营帐，对冒顿说：

“两国的君主不宜相困。现在得到了汉朝的土地，最终也无法长住在那里。再说，汉主也有神灵相助，不如就此讲和，这才是上策。”

冒顿觉得她说得有理，再战下去，双方都有伤亡。就答应和汉皇讲和。

刘邦回去后，放了刘敬，对他说：

“我后悔不听你的话，被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前面的十个人杀了！”

高祖封刘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向南经过曲逆时，高祖说：“好雄伟的县城！我走遍天下，只见过洛阳可以和它相比。”于是他又把陈平改封为曲逆侯。

抛砖引玉谏宣王

齐宣王下令修建一座占地超过一百亩，大堂上要设置三百座门的宫殿，一连修建了三年都没有能够成功。绝大多数的大臣都不敢劝阻，只有春居对此忧心忡忡，总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劝谏齐宣王。

有一天，齐宣王和大臣们谈论君主的贤明问题。春居趁机问他：“楚王抛弃了先王的礼乐，音乐也因此而变得轻浮了，您说楚王能算贤明的君主吗？”

“当然不能算！”齐宣王不假思索的就作出了回答。

春居又问：“楚国所谓的贤臣数以百计，却没有为此而劝谏楚王。您说，楚国有算得上贤臣的人吗？”

“当然没有！”齐宣王又肯定地回答道。

春居顺水推舟又接着问：“现在大王您要修建的大宫室，占地超过了百亩，堂上还要设置三百座门，这样豪华的大宫室一连修了三年都没完工。大臣中没有人敢劝阻。请问，大王您手下算得上拥有贤臣吗？”

齐宣王面带羞愧之色，迟疑了一下，说：“当然也没有！”

春居拱手说：“那好！请允许我离开吧！”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出去。

齐宣王愣了一下，马上追上去说：“春子！春子！请您回来！为什么这么晚才劝阻我呢？”

齐宣王把春居召回来后，又赶紧召来记事的史官，对他说：“马上记载下来！我不贤德，喜欢建大宫室。春子劝谏了我。”

最后齐宣王下令停止了这项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

东晋名士保身哲学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是十分有名的，“七贤”是指阮籍、稽康、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这七人均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也是天下众望所指，他们思想接近，志趣相投，“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王戎、山涛为代表，在司马昭残酷地杀戮异己而对他们又不断利诱拉拢的情势下投靠了司马昭政权，甚至成为西晋王朝的佐命功臣；一类以阮籍、稽康为代表，其中还包括向秀、刘伶和阮咸，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其不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其结果就或被杀害、或抑郁而死、或敛迹避祸而各不相同。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竹林七贤”的分化正是隐逸文化的转成时期淘汰的结果。山涛曾任吏部尚书、侍中，替司马昭做说客，引出了稽康的鸿文巨制《与山巨源绝交书》，徒以遗羞后人。王戎官至中书令、光禄大夫、司徒，可谓司马昭手下的第一人，但此人极为贪婪吝啬，“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犹未知足”（《世说新语·俭啬》），并亲自动手计算钱粮，昼夜不停。家里有棵好梨树，在把梨子卖掉时，总是一定要把梨核取出，生怕别人得了梨种。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偏偏生了个喝凉水也上膘的傻儿子，王戎让他吃糠减肥，他却越吃越胖，未成年就死了。王戎的人格卑下至此，实在有辱“竹林七贤”的清名。

与王戎、山涛相反，稽康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玄学家，当时天下众望所归尽在稽康等人。在稽康看来，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在平等无差别地同时存在于这个整体中，即便圣人也要根据宇宙的和谐规律来处理政事，因此，稽康玄学的最高概念是“自然”，这就必然导致“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结果，对司马昭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也有着内在的冲击。

对稽康这样的人物，司马昭当然是要拉拢的，当司马昭杀了曹髦即将篡魏时，就更需要稽康这样的精神领袖来为其制造舆论。于是，司马昭派山涛去说服稽康，结果稽康借写了一封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并公之于众，不仅宣布与山涛绝交，还把司马昭暗骂了一番，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不合作态度。这篇文章尖刻泼辣，嘻笑怒骂，痛快淋漓地奚落了司马昭，揭露了其真面目。稽康由此而声望日隆，但同时也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

然而，稽康“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昭也很难找出他的过错。其实，稽康的不合作本身就是对司马昭的反抗，天下士人翕然从之，司马昭便很难控制社会舆论。当时的所谓名士钟会依附了司马昭，便想通过整治稽康来博取司马昭的欢心。有一次，钟会亲到稽康的住处探听情况，见稽康正与人在门下打铁，便站在那里等待稽康开口。稽康哪瞧得起钟会，只是低头打铁，眼皮都不翻一下，钟会也故作高傲，不肯先行开口，僵了好大一会儿，钟会只好无趣地走开。稽康冲着他的后背说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种调侃讽刺而又抓不到把柄的话使钟会难于回答，只好耍赖似的说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讪讪地走了。

稽康曾为朋友吕安辩冤，顶撞了司马昭，最终司马昭以稽康与吕安案有牵连的罪名将其逮捕。钟会为了迎合司马昭，诬告稽康曾经谋反，并说稽康“言论**，非毁典谟，帝王所不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还进一步危言耸听地告诉司马昭：“稽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晋书·稽康传》）在钟会的挑唆下，司马昭终于下定了杀死稽康的决心。处死稽康的命令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京师太学生三千余人联名上书，吁请赦免，但未能奏效。据记载，稽康临刑前神态十分坦然自若，到刑场后索琴弹完一曲《广陵散》，慷慨就义，《广陵散》亦成为绝唱。

稽康之死的意义很大，这是集权制度与士人、仕与隐、名教与自然诸矛盾发展激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稽康与司马昭的矛盾不是臣下与皇帝的矛盾，而是文化理想与现实集权政治之间的矛盾，稽康犯的是“思想罪”。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稽康历数了许由、接舆、老、庄、东方朔乃至近世的管宁和当世的阮籍，指出他们皆以冠冕为腐臭，对秦汉以来的君主集权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怀疑和否定，强烈要求把儒、道的有关政治理想输入现实的集权政治制度。后代的封建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科举制度的建立就是其有效的补救方法之一。在野士人通过科举而把自己从书本上得来的文化理想提升到现实运作的层面上来，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活力，这便是盛唐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至于后来科举成为笼络人心、禁锢人心、扼杀人心的工具，那就已臻末流，另当别论了。

之二

【原文】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罝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常持其网驱之，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