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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的那篇文章，主旨是向外看，在国内皇商经商当然算与民争利，当然要被严格摒弃，但行商又不是一定得在国内，往外走，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自然谈不上什么争不争了。

但苏瑾的这一篇，写的是向内看。

皇室为什么要与民争利？

哪怕皇帝连带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往死了奢侈，一日换八套衣服，能糟蹋多少东西呢？

真正让皇室不得不与民争利的，是除了皇帝和他的皇子，皇室还有大量的亲王郡王国公也有他们的三妻四妾，有他们只要活一天朝廷就得付一天的禄米，不与民争利，拿什么养他们？

文章笔锋又一转，说士大夫总批评皇t?室用度，可士大夫的用度难道就少了吗——大明的严嵩抄家抄出一百四十多页的财产清单，看上去触目惊心对不对。

但斗垮了严嵩的徐阶难道就是什么好东西了？他自诩清流，可他家有六万多亩田产都不给国家纳税啊，试问皇室主枝的田产有六万多亩这么多吗？

圣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士大夫们自己吃得盆满钵满，欺压得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出了个力摧豪强的海瑞，还要被批评“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那栋梁之才们算什么东西呢？欺压当地百姓，让百姓如坐水火，还不给国家纳税，这个叫栋梁吗？

文章就总结，与民争利这个事儿，根源上确实是错的，国家这个机器能从百姓身上收的钱是，也只能是税款，税款收上来之后，才是皇家从户部取供养皇室之使费，士大夫从户部取自己为国做事的报酬，除此之外，其余优待，都不合理。

如此，就转向了苏瑾想提的政策。

士绅一体纳粮。

主要打击徐阶此等坐拥上万亩良田而不纳税之辈，也不用留什么“为了鼓励百姓读书所以允许举人拥有百亩不纳税的田产”的口子，因为一旦留了，原本的千亩田产都能通过做账做成百亩。

要鼓励百姓读书也容易——给举人进士发禄米，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这远比怕麻烦而直接让举人收百姓的“投献”把土地记在自己名下强。

苏瑾还举了一个治家的例子，说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弄了个园子，是一片竹林一个花圃一个池塘都要单包出去给人，除了日常插的花吃的鱼要承包的人孝敬外，还要收相应的租子来补贴家用，这原本再好不过。

有大户人家学了去，又觉得咱们这样的人家不可失了体面，于是只要下人孝敬日常插的花吃的鱼，没再让那些包了竹林花圃的人给公中银子，只要求拿出不定数的几串钱来分给没拿到这些竹林花圃池塘的仆人，这算什么？

这是明晃晃的把好好的家产分给了别人！想都想得到仆人们得了这一分利又不用交租子，也不可能拿出真金白银分给没承包的人，年深日久，他们还能意识到这是主家的恩典吗？他们怎么会不把竹林池塘当做自己的私产肆意取利，主子连朵花都掐不得？

而如今国家的制度，让那些举人进士凭本事把土地纳入自己名下，也不用给朝廷纳税缴粮，可不就是这“承包了竹林池塘又不用纳税，全凭自己本事取利么”？

士绅一体纳粮，就是要把这个政策掰回来，奴仆（士绅）能得的利只有月钱，哪怕多发点月钱（养廉银）来让他们干活，至于另承包了的土地花圃，该交租子得交租子，绝没有“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必这么算这些小节”的道理，自古以来，用起来是否如泥沙那先放放，取肯定是尽锱铢的。

至于怎么交税纳粮，苏瑾还提到，可以免丁税，只核算了之后收田税，此所谓摊丁入亩是也。

因为没田的百姓生活是真的凄苦，每天只能去给人做长工短工，不是种田就是织布，勉强得了点工钱，连供自身温饱都困难，哪来的钱去缴丁税呢？

于是，生了儿子都还好，生了女儿的直接溺死的都有，倘若实在缴不起了，便自卖自身入豪门为奴，豪门多的不是避税手段，朝廷左右是得不到这一份钱，白白养肥了豪门。

文章的结尾，写的是自古以来治乱兴衰，耕者有其田时为盛世，百姓衣食无着则为末世，豪门世族在百姓身上肆意盘剥兼并土地，毫无疑问是催促了盛世向末世转化，倒过来指责是皇家与民争利，却忽略了自己修身之德，何其可笑？

王朝的弊政在于王公贵族兼并田地却不纳税，小民百姓无地可耕却要承担天下之税，而不在于小小的“皇室是否与民争利”，倘若因为士大夫嚷嚷的声音比谁都大，便把“皇室是否与民争利”当做多要紧的事情，忽略了士大夫这个更让小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群体，就舍本逐末了。

真正能解决王朝最深处的问题的是改革税制，是去掉压得小民百姓抬不起头的庞大赋税，甚至是拥有的土地越多，需缴纳的赋税越多的渐进式纳税法，让士大夫把土地吐出来，还给小民百姓，才能天下大治，王朝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