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等待像是三年。
在这三天里,林晚棠的状态没有任何好转。她的失眠依然严重,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她的食欲依然低下,体重在两周内又掉了三斤;她的工作效率已经降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好在她提前向陈总说明了情况——当然,她没有说是去看精神科,只说身体不适需要做检查。
但她做了一件事:她开始写东西。
不是日记,不是备忘录,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记录。她把脑子里那些混乱的、碎片化的念头,不加筛选地写在手机备忘录里: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又醒了’。不是‘早安世界’,不是‘新的一天’,而是‘又醒了’——带着一种失望的语气。”
“刷牙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那个人不是我。她的眼睛是空的,像两个没有底的井。我试着对她微笑,她的嘴角动了,但那不是微笑,那是一个肌肉的痉挛。”
“沈默做了我最爱吃的酸菜鱼。我吃了一口,尝到了酸和辣,但那个‘最爱’不见了。就像有人在我的味蕾和我的记忆之间剪断了一根线。我知道我应该喜欢这个味道,但我喜欢不起来。”
“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之间隔着一层玻璃。他们在那一边说话、笑、争吵、生活。我在这一边看着他们,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想参与。我想敲碎那层玻璃,但我的手抬不起来。”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会不会更好?不是‘死’,而是‘从未存在’。这样就不需要有人为我悲伤,不需要有人记住我。就像一阵风吹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把这些文字当作一种自我疗愈的尝试——把那些见不得人的、羞耻的念头写下来,也许它们就会失去一些力量。
但它们没有。它们只是从她的脑子里转移到了手机里,像一群被从一个房间赶到另一个房间的苍蝇,仍然在嗡嗡作响。
终于到了预约的那天。
早上七点,林晚棠就醒了——或者说,她本来就几乎没有睡着。她洗了澡,吹了头发,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她看起来像一个要去参加面试的毕业生——紧张、期待、恐惧,三种情绪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兴奋。
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任何情绪了。这种兴奋——即使是负面的兴奋——也让她觉得自己短暂地活了过来。
沈默请了半天假,坚持要陪她去。
“你不用——”她开口。
“我想去。”他说,语气平静但坚定。
她没有再拒绝。
他们坐了四十分钟的地铁,到了那家三甲医院。精神科在门诊楼的七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林晚棠看到了一个和她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场景。
走廊里很安静,光线柔和,墙上贴着一些心理健康科普的海报。候诊区的椅子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抱着婴儿的年轻妈妈,也有像她一样穿着得体的上班族。没有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也没有人穿着条纹病号服被绑在床上。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生病了的人。
这个场景让她松了一口气。
她挂的是专家门诊,医生姓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的声音很温和,语速不紧不慢。
“林晚棠?”陈医生在门口叫她。
她站起来。沈默也站了起来。
“家属可以在外面等。”陈医生说。
沈默看了林晚棠一眼。她点了点头。他重新坐了下来。
林晚棠跟着陈医生走进了诊室。诊室不大,有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个书柜、两把椅子。窗户开着,有风吹进来,带着外面梧桐树的气息。
“坐吧。”陈医生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林晚棠坐了下来。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
陈医生没有急着问问题。她先打开了电脑,调出了林晚棠的挂号信息,然后转过头看着她,微笑着说:
“说吧,怎么了?”
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林晚棠心里某扇一直紧闭的门。
她开始说。最开始说得很慢,断断续续的,像一条刚解冻的河流。她说自己失眠,说没有精力,说工作效率下降,说感觉不到快乐。她说得很克制,很理性,像一个在汇报工作的员工。
陈医生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她,偶尔点点头,偶尔在键盘上记录几个字。
然后林晚棠说到了那天晚上的窗户。
“我打开窗户,站在窗边,往下看。”她的声音变得很轻,“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想……但我的手撑在窗台上,身体前倾……我算了自由落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