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玲教了二十三年书,在市重点高中待了十三年。
她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聪明”的。刚当老师那几年,她也曾为学生打架冲到男生宿舍吼到嗓子哑,也曾骑着自行车去家访摔进路边的水沟里。后来她慢慢发现,那些她拼了命想拉一把的学生,大多数并没有因此过得更好;而那些她选择视而不见的事情,只要不出声、不抬手、不往上捅,最后都会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学会了看人下菜碟——领导的孩子安排在黄金座位,成绩好的学生多给几次面批作文的机会,家长会说话的,她从不吝啬帮忙。至于那些成绩吊车尾、性格孤僻、家长也从不出席家长会的孩子,她只需要做到“不出事”就行。
洛念是那种让她觉得“很麻烦”的学生。脸上长满青春痘,身材微胖,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角落。被欺负了来找她,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眼泪先掉下来。
“老师,他们……他们往我书包里放虫子……”
“他们是谁?”
“徐放、舒凌宇、黄碧辉……”
“他们为什么针对你?”
“……我不知道。”
邹晓玲叹了口气,那种叹气里没有心疼,只有不耐烦。“洛念,老师跟你说句实话,”她压低声音,像在分享什么人生智慧,“他们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也要反省一下。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让人家有话说?”
她看着洛念低下去的头顶,心想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会来事。要是换个机灵点的,早就跟班上那几个混得好的打成一片了,哪至于被人欺负成这样。
后来洛念又来找过她一次,说徐放把红色颜料涂在她椅子上,造谣说她来月经弄脏了座位。邹晓玲这次连叹气都省了,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然后什么也没做。
她当然知道班上存在霸凌。她教了这么多年书,什么没见过?徐放那伙人是什么德行,她一清二楚。但她更清楚的是:徐放的父亲是区教育局的副科长,舒凌宇的舅舅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黄碧辉家里虽然没背景,但嘴甜会来事,每次见面都叫“邹老师好”叫得响亮。
而洛念的父亲,她只在开学时见过一次,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天平两端放的东西太不一样了。邹晓玲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她安慰自己的方式很成熟: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整个教育体制就是这样;她没有义务去当英雄,她只是一个拿工资的老师;况且,这些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谁年轻的时候没被欺负过呢?
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至少她没有像有些老师那样,当着全班的面嘲笑洛念;至少她每次都会说“我知道了”;至少她没有把事情闹大,让洛念在全年级面前更难堪。
她知道这些理由站不住脚。所以她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洛念,也从不在年度总结里写关于校园霸凌的案例。她的抽屉最深处,班主任手册上关于洛念的那几页,字迹比别处都小,像是怕被人看见。
后来洛念考上了211,她还有点意外。再后来听说洛念进了国企设计院,她跟自己带的下一届学生提了一嘴:“你们学姐洛念,当初在班上也是吃过苦的,人家现在多出息。”——她把那些“苦”说成了励志故事的铺垫,把自己说成了见证者。
她不知道洛念已经死了。就算知道,大概也只会叹一口气,说一声“可惜了”,然后继续批改下一本语文作文。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她说了二十三年,说到后来,她已经分不清这是借口还是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