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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远古走来（第2页）

甲骨文的发现也是个很有说头的事。清代末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有个农民叫李成，身上长了疥疮，又疼有痒，一天，他无意中捡起地上的白片片，用力捏碎，竟然成了白粉。他便把白粉撒到疥疮上，想用它来止止痒，没想到白粉很快就把脓血吸收了，不久，身上的疥疮竟然好了。李成一高兴，就把乡亲们扔掉的白片片收集起来，跑到几里外的城里去卖。他告诉中药铺的掌柜，这东西是药材，能治疗疥疮和外伤。药店掌柜不信，对着药书查考，总算弄明白这就是中药里的“龙骨”。

自此，这种甲骨被当作中药大量出现在中药铺里。一个偶然的机会，光绪翰林王懿荣发现了这种有刻痕图案的“龙骨”，他认定这些“龙骨”是“殷商故物”，就派人到各中药铺搜罗，购藏了数千片，开了殷墟甲骨文字研究的先河，使“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

以后，殷墟甲骨不断被大量出土，甲骨文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有名的是被世人称作“甲骨四堂”的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因为这四位大学者的号或字中都有个“堂”字。

现已认定，甲骨是商王占卜的工具，上面记载的都是有关占卜的内容。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有15万多片，发现的单字共有4500多个，已识别的有2000多个，公认的有1000多个。

在商代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形态逼真的玉蚕饰物和青铜器，尤其在青铜器上发现了因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从中可以看到平纹绢，提花的回形纹绢，雷纹绢等复杂工艺，说明商代的养蚕、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周代，有关蚕桑丝绸的记载就更为丰富了，仅《诗经》中就有大量诗篇记载了采桑、育蚕、作茧、丝织、缝衣等各个过程。西周的《考工记》记载了练丝、练帛的丝绸工艺。丝绸产品也出现了罗、纨、绮、锦、绣等名目繁多的品种。

山东济南的西周墓中甚至出土了22件玉蚕实物，系统地表现了小蚕、眠蚕、大蚕、熟蚕等蚕的整个发育阶段。

更重要的是，周代已在官制中专门设立了丝绸生产的管理机构，成为我国历史悠久的官营丝绸生产和管理机构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代，江南的蚕业也开始发达起来，最有力、最精彩的证据当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了。

越王在公元前494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以天天睡柴房，尝苦胆的方式下定决心，要强国雪耻。他的两位谋臣文种和范蠡向他进谏了富国强兵的计策。文种献的九条复国大计中，第二条就是要重视发展栽桑养蚕。范蠡也认为要“省赋敛，劝农桑”，并给他献上了著名的“美人计”。

“西施浣纱”的故事不但凄美，也是一个相关联的印证。西施是浙江诸暨苎罗村人，这位有“沉鱼”之容的美人原是个缫丝织绸的能手，经常到村边的若耶溪练洗织好的绢绸。

为了复国雪耻，越王的谋臣范蠡献上“美人计”，让勾践把越国的绝色美人西施送给吴王夫差。西施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换回了越国的胜利，也使自己名垂青史。

1995年从境外购回的“者旨於赐”越王剑剑柄上缠绕着的织造精细的丝带和绢片正是当时崇尚农桑，振兴丝绸的最好例证。

《史记》和《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吴国和楚国边境两户蚕农家的女儿，在采桑时互相责骂对方偷采了桑叶，两家怒目相斗，殃成人命，惊动了两国官府。吴、楚两国原本有仇，吴国公子光便借机攻打楚国，占领了楚国的居巢和钟离两城。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尊春秋时期越式蚕桑纹铜尊，形象地刻划了蚕儿在桑叶上爬行、蠕动、啃食的情景，尊口沿面铸有十几组蚕形，每组两条，翘首相对，作眠蚕状，煞是生动。

春秋晚期铜鼎纹饰中的蚕桑纹生动表现了桑林人工放养的情状，证实了养蚕业曾经有过的人工放养史实。目前已出土的五件战国青铜壶上也有精美的采桑图。北京故宫收藏的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的采桑场面中，桑树长得很高，人是爬在树上采桑叶的，而河南辉县出土的采桑纹铜壶的桑树图形，已经与人等高，由此也可看出桑树的修剪和栽培形式从乔木到低干桑的演变过程。

秦汉三国晋

公元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它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秦皇朝。遗憾的是，过于专制的秦皇朝不得人心，统一中国后只经历了短短的十五年便告灭亡。所以，并没有留下多少有关蚕丝业的记载，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秦皇重视蚕织的证据。

在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说，皇后带领众嫔妃在郊外养蚕，在皇田里采桑，一年四季都有蚕织事务，身体力行教导蚕妇。

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墓葬中，一批被称为“云梦秦简”的竹简中包括了二十来种秦律。其中有一条律令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凡偷采别人家桑叶的，价值不足一钱银两的，要罚做苦役三十天。可见判罚还是蛮严厉的，如果超过一钱银两呢？可想而知，就不是做几天苦役的问题了，谁还敢对蚕织之事掉以轻心呢！

秦皇朝虽然短命，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政权，还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皇帝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及货币，销毁兵器等。

当然，秦朝统治的残暴、黑暗以及“焚书坑儒”等作为也是极不得人心的，这正是加速秦皇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汉代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也是蚕业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这时的蚕丝业已臻成熟，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官丝”和川蜀地区为主的“民丝”遥相呼应，形成了一片繁荣景象。

汉族的族称，也来自汉朝的“汉”字。秦统一以后，中国人口主要居住在中原一带，以“华夏”为族称。汉朝的兴旺发达，使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都流行汉礼仪，服汉衣冠，便逐渐有了“汉人”的称谓。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汉人”逐渐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也相应产生。

在张迁碑文中就有“蚕月之务，不闭四门”的句子，意思是说，在养蚕季节里，四面城门都通宵不关闭，以便于蚕农们采桑出入。可见当时各级官府对蚕桑生产的高度重视。

据记载，汉武帝刘彻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作了一次长途巡视，一路走，一路挥霍“皇恩”，光“御赐”的绢帛就达一百万匹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蚕丝业的兴旺发达和产量之高。

东汉年间，有一位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撰了一部著名的《说文解字》，把汉以前的各种文物制度、物产名称都广为收集，并给予解释。其中就有许多蚕桑、丝绸的名称来历。

关于丝织品，《说文解字》是这么说的：“缯为帛总称，绢为缯别称，纨为素缯，缣为并丝缯，绨为厚缯……绫为齐人称布帛细者之名……”从他的描述中，可见当时的丝织品有多么丰富。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的大量丝绸衣物和面料，有锦、绮、绒、纱、罗、縠、绢、绣及各种印花织物，可谓琳琅满目，色彩绚丽，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件素纱单衣衣长有128厘米，袖长为190厘米，总重竟只有49克，还不到现在的一市两，真可以用薄若蝉翼来形容了。

马王堆汉墓是1972～1974年间发掘的重大考古发现，共有三个墓，是汉初长沙丞相利苍和他妻、儿的墓地，出土了一千多件随葬品，其中就有大量的丝织品和相关的帛画、帛书等。

后面的“神圣篇”中两度谈到的“非衣”帛画就是从一号墓中出土的，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汉代的神话艺术，也了解了缣帛织造方面的技艺。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十二万字，大部分是已失传一、二千年的古籍，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医学、天文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还第一次让考古学家们见识了文献中经常谈及的帛书真面目。从绢帛的尺寸中还可以推断出西汉初期纺织机的大小规格。

汉代的另一宗千秋功业是“丝绸之路”的开拓。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开端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原地区通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通道，自此以后，漫漫西行路上商旅不绝。这条路上传输的不仅仅是丝绸和奇珍异宝，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给后世留下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因为“丝绸之路”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下一章我们专门再来谈它。有意思的是，“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托芬在19世纪末才第一次叫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