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原和川蜀地区相比,汉代时的江南蚕业还是相形见绌,扭转这种局面的功臣是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孙权。
三国时期群英荟萃,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孙权实在算不上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事实上,他在治国安邦方面绝对不输孔明,真正泽被百姓的还数这位大爷。这一点你要明白噢。
在统治江南长达五十三年的时间里,孙权倡导农桑,首次在江南建立了官营织造机构。开始时,官营织造的规模并不大,只有后宫列女数十人,短短几十年间,规模扩大了十倍之多。他还重视海外贸易,开发台湾,聘问南洋,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与印度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通道,中国的丝绸产品自此名声远扬东南亚。
在这个刀光剑影的时代,江南人民在孙权的庇护下,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安乐生活,使江南的经济和农桑得到了长足发展。
传说中孙权夫人赵氏就是一位丝织高手。她在昭阳宫中亲手织造,以为臣僚及百姓表率。她曾花费数月功夫,织出纤细的罗縠,裁作幔账,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功,暑日可使房内有清凉之感。
西晋末年的内乱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群雄割据,使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潮。从蚕丝业发展角度看,南迁潮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蚕织技术,大大促进了江南蚕丝业的繁荣。战乱虽然带来了灾难,却无意中促进了南北方的蚕丝业技术交流。
当时的中国总人口并不多,劳动生产率也低下,人口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人口的大转移就意味着经济的大转移,对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据记载,这一次人口南迁狂潮有九十多万人南下,占当时中原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可以想象,它对中原地区的消极作用和对南方地区的积极意义。
南北朝时期,北朝的蚕丝业因为遭受晋末动乱的影响,一蹶不振,进入了中原蚕丝业的低潮期;而南朝一方面得益于中原地区转移过来的大量人口和蚕织技术,蚕丝业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正值佛教大发展,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寺院纷纷役使僧尼和“白徒”、“养女”们养蚕织绸,一片繁忙景象,为蚕丝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白徒”、“养女”是当时寺院中区别于僧尼的依附人口,寺庙中的称“白徒”,尼姑庵中的称“养女”。
佛教的大发展使僧尼人口急剧增加,单纯依附于社会布施已不能解决僧尼的生存问题。为了不影响佛教的发展,僧尼们开始自食其力。考虑到农桑生产会伤害生命,犯杀生戒,为尽量避免直接犯戒,寺院中便使用佃客为他们从事生产经营。“白徒”、“养女”就是专业佃客,一般不列入国家的户籍,是寺院的私属人口。
唐宋元明清
自隋唐以来直至近代的约1500年间,蚕丝业在神州大地一步步稳健地走了过来,虽历经沧海桑田,却从没有停下它坚实的脚步,成为历代经济的强有力支柱,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兴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隋朝是唐朝前的一个短命王朝,只立国三十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却是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它与秦朝极为相似,它的功绩在于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南北分治,重新统一了中国。
隋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朴素爱民,勤勉治国,国力蒸蒸日上。他在长安和洛阳设置了纺织业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进行生产。当时,西域波斯国(即伊朗)进献织金锦“金线锦袍”,华丽异常,文帝就命令官营作坊仿制,结果仿制出来的金线锦果然光彩夺目,甚至超过了波斯国的水平,文帝甚为欣喜,由此可见当时丝织工艺水平之高。
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一点也不像父亲,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不但鱼肉百姓,还好大喜功,挥霍无度,所以很快断送了江山。他游江南时的排场令后人们望尘莫及。据说,当时的船队浩浩****,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光挽船的士兵就有八万人,以锦采为袍,所有船只一律以织锦为帆。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话要说回来,隋炀帝无意中也做了一件功被千秋的大好事。公元604年,隋炀帝离开首都长安,到洛阳巡游。为了便于南巡,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大运河。成千上万的劳工花了六年时间,将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完成了全长176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这条古老的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蚕丝业也是盛况空前,从《旧唐书》中记载的一件史实可见一斑。
公元743年,当时的水陆运使韦坚为讨唐玄宗欢心,在宫苑的望春楼下开拓了一个广运潭,用漕船数百艘,每船装上江淮各州郡的特产,首尾相接,徐徐划行,唐玄宗亲临望春楼观望,甚为欣喜。此举曾轰动京城,如林的桅杆看得从未见过船桅的京城百姓目瞪口呆。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水上博览会。
在每一艘标着郡名的漕船上,你可以看到当时仅江淮一带的丝织品就已经琳琅满目了。如广陵郡载的是锦、官瑞绫绣,会稽郡载的是罗、吴绫和绛纱,吴郡载的是方丈绫,丹阳郡载的是京口绫……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蚕织业的水平,中原地区都要高于江南。这时候,江淮一带的蚕织业才刚刚崛起,还不能与中原和川蜀的蚕织业相抗衡。
这里有一则文坛逸事可以间接地说明当时的蚕业状况。
话说唐太宗李世民安邦定国以后,艺趣大增,得知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宝《兰亭集序》还珍藏在山阴欣永寺的高僧辩才和尚那里,一心想占为已有。他曾间接试探辩才和尚,但辩才矢口否认,说真迹已佚。
《兰亭集序》至今仍是书坛的扛鼎之作。据说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初春,一批文人雅士在会稽郡的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兰亭雅集,王羲之有感于聚会的盛况和当时社会的炎凉,趁着酒兴一气呵成,记录了这次雅集并抒发了诸多感慨,完成了这篇文采与书艺兼备的传世名篇。
唐太宗对这件作品推崇倍至,以至于在他死后也被作为殉葬品一同进了昭陵。我们所见的《兰亭集序》都是后人的摹品。
在唐代,佛教盛行,寺庙僧人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知名高僧更是一个特殊阶层,连皇帝也得礼让三分。唐太宗不便下诏硬夺,于是,他只好派遣谋臣监察御史萧翼前往智取。
萧翼便乔装打扮成一介潦倒书生来到欣永寺。辩才见这位北来打扮的书生,便问道:“何处檀越?”萧越回答:“弟子乃北人,贩少许蚕种来卖,欲借寺内一宿。”辩才见此情形并不生疑,便答应了。
接着,萧翼借机与辩才套近乎,大谈经纶学问,辩才见这个潦倒书生才华横溢,对答如流,乐得忘乎所以,竟然拿出了祖师爷传下来的《兰亭集序》真迹让书生一饱眼福。谁知,这位书生竟从袖筒里摸出一道圣旨,辩才和尚这才恍然大悟。可是为时已晚,《兰亭集序》真迹终于被诓走了。
这则逸事虽与蚕业没有多大关系,但间接说明了两点。第一,当时蚕业已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或时髦行业,类似于现在的IT行业,所以,萧翼才会找这个借口;第二,当时北方蚕业水平要明显高于南方,所以才有从北方贩蚕种来南方一说。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经济重心由中原向江南转移的起点,蚕丝业也不例外。
所谓“安史之乱”,是指唐玄宗时代的公元755年和758年连续发生的藩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
玄宗晚年纵情声色,醉心于杨贵妃,荒于朝政,而朝中任用国舅杨国忠为相。小人当道,藩将安禄山与杨国忠不和,怕对自己不利,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叛唐。潼关失守后,玄宗听从杨国忠的意见,入蜀避难。逃至马嵬坡时,兵士饥疲交迫,军心动摇,杀了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处置杨贵妃,玄宗无奈,只得赐死杨贵妃,让位于太子李亨,为肃宗。
安禄山则称帝为燕。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不久,安庆绪又被部下史思明杀害,史思明继位为大燕皇帝,但又被其养子史朝义所杀。公元763年,原安禄山部下李怀仙降唐,逼迫史朝义自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这个时期,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而江南地区毕竟远离战场,偏安一偶,社会相对稳定,于是,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狂潮。南迁的结果,不但使南方的劳动力得到大量补充,也进一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使南方的蚕织业得到了根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