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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蚕果累累（第1页）

§第十三章蚕果累累

绵延数千年的蚕业，在它自身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培育了灿烂的蚕文化，这里面有神圣而神秘的神话传说，有绚丽多彩的蚕花，有意味深长的蚕俗民风……与此同时，蚕文化在与蚕业相伴相随的历史进程中，也反过来滋润了蚕业，推动了蚕业的进步，更多地，则在日积月累的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滋养了我们的语言、文学、艺术，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

这便是蚕文化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当然，这些硕果本身也成了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蚕业和蚕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本章所谈的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神采篇”中还将就蚕业对社会进步的贡献进行全方位的阐述。

文理同辉映

在蚕业技术与蚕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对文化和艺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这洋洋艺海之中，其中有那么几瓢是别具特色的，它们不仅散发着醇厚文化芳香，同时还闪耀着科学技术的光辉。从这些作品中，你更能觉察到蚕业技术与蚕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提携的印记，自然，它们也打通了普通百姓从文化视角了解蚕业技术和蚕文化的通道，成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古代蚕业技术，寻找蚕文化发展脉络的宝贵文献。

可以把这些作品定位为散发着浓浓文化气息的技术文献或科普读物，虽然这种文化味也许并不是当时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但客观上它们的确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这一点很值得当代人好好向古人学习，为什么不能使搞技术的多一点文化涵养？为什么不能在技术文献里多一点文化的味道？为什么不能以更通俗趣味的方式来推介技术呢？

我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来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中得到的启发。

首先应该重点介绍的是历史上两篇著名的《蚕赋》。一篇出自战国后期的荀况，另一篇为三国西晋时杨泉所撰。这两篇赋各具特色，一篇侧重于文化，一篇侧重于技术，但二者都兼具文学和技术价值，为我们准确把握古代蚕业科技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可靠依据。

“赋”是一种古代文体，流行于先秦两汉时代，属于一种文理简明的文学体裁，往往文字不多，言简意赅，寓理于文之中，既有文的严谨，又具诗的风韵。

荀况的《蚕赋》犹如一则谜语，通过层层叠叠的比喻和设问描述了蚕的特性，最后自己揭开谜底。全文仅170字，却准确而又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蚕的秉性，令今人赞叹不已。

有物于此：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焉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失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蚕。

荀况是战国后期赵国的大学问家，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被尊为与孔子、孟子齐名的先秦儒学三大家之一。著有《荀子》，现存的有32篇。著名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就出自《劝学篇》。《蚕赋》取自于第二十六篇《赋篇》，是其中五个小篇中的一篇，原篇无题，后人名之谓《蚕赋》。

因为“蚕”音同于残暴的“残”，所以这篇《蚕赋》中说它“名号不美，与暴为邻”。蚕吐丝结茧，奉献人类后，自己却功成身败；蚕蛾产卵后，人们丢弃将死的蛾子而收藏蚕卵以待来年，这些典型的蚕业生产特点，《蚕赋》中仅用“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寥寥数语就形象地概括了，而且还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此外，从《蚕赋》中“屡化如神”、“三俯三起”、“冬伏而夏游”、“前乱而后治”等语句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蚕业水平已对蚕的变态、眠起、化性现象及吐丝特点等都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完全可以把《蚕赋》看成一篇精炼的科技文献。

当然，象“前乱而后治”这样的语句是不是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哲学见解和政治见解呢？这是史学家们的事了。

这篇《蚕赋》不但寓哲学思想于蚕的生理现象之中，准确地概括了蚕的一生以及它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而且还通过赞颂蚕辛劳一生的美德，含蓄地嘲讽了过着男不耕女不织的寄生生活的贵族阶层，同时，也精确地阐述了蚕业科技理论。其巧妙地揉合文学、科技和思想内涵于一体的高超水平不得不令今人折服。

杨泉的《蚕赋》则全然不同，从文学性和思想性上来看，它无法与荀况的《蚕赋》相提并论，但它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养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确切地说，杨泉的《蚕赋》更像是一篇以赋的形式写成的蚕业生产技术要点，类似于现在专门用来辅导蚕农的技术资料。

杨泉只是西晋的一个微士，并没有出任过什么显要官职，终身默默无闻，所以少有他的传记，但他是一位地道的饱学之士，著有《物理论》十六卷、《大元经》十四卷，可惜都已亡佚。唐代马总所编的《意林》曾保留了《物理论》的片断，清代孙星衍辑集成《物理论》一卷。《蚕赋》就是其中的一个篇章。

温室既调，蚕母入处，陈布说种，柔和得所，唏用清明，浴用谷雨，爰求柔桑，切若细缕，起止得时，燥湿是俟，逍遥偃仰，进止自如，仰似龙腾，伏似虎跌，圆身方腹，列足双俱，昏明相椎，日时不居，奥台役夫，筑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东，东受日景，西望余阳，既酌以酒，又挹以浆，壶餐在侧，脯脩在旁，我邻我党，我助我康，于是乎蚕事毕矣。

在这篇《蚕赋》中，与养蚕密切相关的重要技术要素，如温度、湿度、光线、桑叶老嫩、切桑要求、给桑规律、蚕儿动态、蚕室环境等等都一一点到，绝无疏漏，甚至连养蚕时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的劳动特点都谈到了。可见，杨泉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个精通养蚕技术的行家了。

透过这篇《蚕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晋代的蚕业技术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经验，即使用当今的科学眼光来分析，这些经验仍不失其正确性和实用性。

集中展示蚕业技术和蚕文化成果的，是历朝历代的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蚕书。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自汉代至清末，共有包含蚕业内容的综合性农书56种，专业蚕书21种，除因失传而无法考证其内容的以外，大部分都详细记录了当时对蚕业技术的认知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等内容。

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很多文化的东西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再加上鬼神崇拜等唯心思想的渗入，使得技术与文化紧紧纠葛在一起而难分彼此，并不象今天这样泾渭分明。所以，那些在古人看来是纯技术的农书或蚕书里，其实有大量是今人所谓的“蚕文化”的内容。正因为有了这些看似浑沌的内容，它们的史学、文学、哲学等文化价值才从中显现出来，成为我们学习研究古代蚕业技术，同时也是学习研究蚕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据有关史藉记载，我国汉代前后就已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专门论述蚕桑的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

自汉以来，较有名的综合性农书就有《汜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等，这些农书中，都设专章对栽桑、养蚕等蚕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详加论述，充分显示了古代农学思想对蚕业的重视。

以上所述的农书被誉为我国古代的“五大农书”，分别是各历史时期农业科技专著中的经典之作，而且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汜胜之书》强调“得时”，成为“不误农时”的传统农学思想的鼻祖；《齐民要术》的“作物轮栽”思想和马驴杂交实践都具有划时代意义；《陈农书》首次专门论述了土地利用和肥料问题，从内容到体裁都突破了先前农书的樊篱，开创了全新的农学体系；《王祯农书》以图谱的方式介绍农具，可谓农技推广史上的一大创举；《农政全书》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为古代“洋为中用”开放思想的典范。

在对蚕桑技术的论述上，《陈敷农书》在共三卷中，把蚕桑单列一卷讨论，首次把蚕桑放在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农桑并列思想的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齐民要术》对蚕眠性和化性等现象的论述充分说明当时已对蚕学有了极深刻的认识，同时，书中还辑述了蚕业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永嘉八辈蚕”。

所谓“永嘉八辈蚕”，是东晋郑辑之的《永嘉记》中记载的浙江温州永嘉地区一年养八批蚕的奇迹。这在今天虽算不得什么，但在没有任何低温处理设备的一千六百多年前，先人们充分利用蚕的化性特点和自然控温技术而达到这一水平，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除此之外，由元朝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农书。该书中蚕桑篇幅几乎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第一次完全把“桑”与“农”进行并置考虑，这从书名中就直接反映出来了。

“司农司”并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当时专门负责农桑的中央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

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即位，施行重农劝农政策，第二年便设置了专管农业的“劝农司”，后来又改为“司农司”。《农桑辑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司农司主持编写的，该书的“原序”中说：“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明确阐明了“司农司”的职能，由此，也可窥元代重农桑气氛之一斑。

作为农艺学和工艺学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天工开物》提出的家蚕杂交优势现象比法国学者比兹比尔斯雅提出的杂种优势学说要早二百多年。它的“蚕浴”方法在家蚕育种和防病消毒技术上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