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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蚕果累累（第2页）

《天工开物》一书的书名也很有说头。“天工”表示自然的力量，“开物”表示人力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二者相合，表达了天人合一，人力与天工相协调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该书特别重视实践，提倡探索，倡导定量，使其在古籍中独树一帜。

我国有“中华考工十大奇书”之说，即古代最伟大的十部科技著作。它们分别是：

《周髀算经》，西汉，中国第一部数学奇书。

《九章算术》，西汉，世界数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算经奇书。

《汜胜之书》，西汉，中国第一部农学奇书。

《考工记》，春秋，中国第一部工程物理奇书。

《齐民要术》，北魏，中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

《梦溪笔谈》，北宋，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王祯农书》，元代，中国第一部全局性农书。

《授时历经》，元代，中国最高成就的历法著作。

《天工开物》，明代，中国农艺学和工艺学奇书。

《农政全书》，明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农学奇书。

十大奇书中，有四部半是农书（《天工开物》算半部），可见农业在中国古代科技中的地位。这四部半农书中，全都有专章论述蚕业，又可见蚕业在古代农业中的地位。

以上所谈的还只是综合性典籍，大量的专业性蚕书则更为详尽地记述了各历史时期的蚕业技术和蚕文化现象。如《秦观蚕书》、《湖蚕述》、《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其中《秦观蚕书》比日本最早的蚕书《蚕饲法记》早了600多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沈秉成编撰的《蚕桑辑要》，还在书后附录了二十首乐府诗，标题分别是护种、下蚕、采桑、饲蚕、捉眠、饷蚕、铺地、山棚、架草、上山、火、采茧、择茧、缫丝、剥蛹、作绵、生蛾、布子、相种、赛神，艺术地再现了蚕业的全过程。他还在每首诗之前都写了小序，详细地记述了浙江湖州一带蚕业生产的种种习俗，可谓文理同辉的典范。

在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志》中，当地文人董蠡舟也写了《南浔蚕桑乐府》二十六首，可谓沈秉成乐府诗的姐妹篇。他在每一首乐府之前也加小序，记述风俗民情，极为详尽。每首的标题分别为：浴蚕、护种、贷钱、糊、收蚕、采桑、稍叶、饲蚕、捉眠、饷食、出、铺地、搭山棚、架草、上山、火、回山、择茧、缫丝、揭茧、作绵、絮、生种、望蚕信、卖丝、赛神。

法国汉学家儒莲依据《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编的《蚕桑辑要》则成了我国蚕业技术外传的见证。

艺技两相随

蚕丝业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它产业那样单纯，而是一种相辅相承，共生共荣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蚕丝业，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艺术和文化现象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艺术也为催生和丰富蚕文化，进而推动蚕丝业的繁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农业，虽然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产业，但它之于文化艺术的意义，主要就体现在为文化艺术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创作源泉，仅此而已。其它产业与艺术的关系也许就更为疏远一些。而蚕丝业对文化艺术的贡献则是无以伦比的，这一点，在以下的文字中你能体会得到。

蚕丝业对文化艺术的最大贡献，首先在于丝织品的发明彻底颠覆了原来的文字记录载体，使笨重的甲骨、石头、金属、竹、木等材料统统退出了历史舞台，轻盈便捷的“帛”很快取而代之。据史料记载和文物考古研究发现，早在近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开始用丝织品替代竹、木等材料进行书写了，秦汉时期虽还大量采用简牍，但用帛作书写和绘画材料已相当流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帛书、帛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直到唐代，依然流行用素绢作书写之用。

帛，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最原始的“帛”在织造方式上并不像现在这样有丰富多彩的品种，因此在使用功能上也没有明显区别，作服饰，或作书写材料主要是依经济能力而定。

简牍，就是写在竹、木等材料上的书藉，故有“竹简”、“木简”等称谓。

秦汉时期“帛”没能完全替代简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蚕业还不够发达，丝织品无论从产量和成本上都还不能满足全社会的书写需要，只有少数贵族阶层才有能力以帛代简，所以，自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简、帛共存状态。

同时，“帛”还是纸张发明的催化剂。“神采篇”中还会有详细的描述。

“帛”的发明不仅给文字记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特有的水墨书画艺术和绣、扇、伞等日用品，这些日用品最终都融入了大量艺术成份，演变为极具艺术价值的工艺品，甚至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不能说丝织品的发明是书法、国画，乃至毛笔发明的必然，但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书画和毛笔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与丝织品的诞生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关于书法和国画的起源上，有“书画同源”之说。从文物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很容易想象远古先民们当时的书画创造。为了记述一些事件，或为抒发一些情怀，先民们最初在岩壁上留下了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符号或图案。随着这种创作的不断深化和成熟，符号和图案分别朝两个方向演化：抽象化的结果是诞生了最初的如甲骨文一类的象形文字；具象化的结果是演化为气韵生动的绘画。这便是书画的同一个“源”。

不管是“书”还是“画”，为了长期保存和运输、交流的需要，当它们从岩壁上走下来以后，只能保留在甲骨、竹、木等笨重的载体上，为了使“刻划”更精确美观，又衍生出刻划前的“描摹”，这也许便是毛笔诞生的机缘了。

“帛”的出现彻底革命了这种“刻划”方式。先人们很快发现，只要用水墨和各种颜色的矿物粉末，就能在“帛”上以“写”的方式轻松、快捷地完成原先笨拙、缓慢的刻划。这一切是那样的得心应手，效果是那样的神奇，仿佛“帛”就是为“写”这种方式专门准备的。

这个演变过程并不是我的臆造，而是有考古根据的。从秦汉，甚至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帛书、帛画，我们至今仍能想象古人第一次在“帛”上描绘时所显露的那份惊叹和欣喜之情。

由此，具有独特魅力，并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中国书画艺术便奠定了它的基本面貌，至今也没有质的改变。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因为“帛”诞生于我国的缘故，书画艺术诞生于我国也变成了必然。

关于毛笔发明的传说，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种必然。

相传秦国将军蒙恬驻军边疆，经常要向秦始皇奏报军情，因当时的文书用的是简牍，需要用刀契刻，速度很慢，而战情瞬息多变，文书往来频繁，用刀刻字难以适应战时需要。蒙恬急中生智，随手从士兵手中的武器上撕下一撮红缨，绑在竹杆上，蘸着颜色，在白色的丝绫上书写，由此大大加快了书写速度。此后，他又因地制宜不断改良，利用北方狼、羊较多之便，采用狼毛和羊毛做笔头，制成了早期的狼毫和羊毫笔。至今制笔行业仍把蒙恬奉为祖师爷。

在这个传说中，笔的发明仍离不开丝绸相伴。历史上一直有“恬笔伦纸”之说，既反映了纸与笔的相伴相生，同时，这二者也都与丝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试想，这个世界要是不曾有过纸和笔，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