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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蚕果累累（第3页）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必然，在前面曾谈及的“轧蚕花”的圣地，湖州含山的所在区域，不仅是“蚕花娘娘”下凡光顾之地，还是全国最著名的毛笔生产基地和书画用绫绢的生产基地，有“湖笔之乡”和“绫绢之乡”的美誉。

丝绣，更是直接在蚕丝业上诞生起来的艺术品种。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十三经》之一的《尚书》中，就记载了四千年前的章服制度，规定“衣画而裳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丝绣作品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龙凤图案绣品。可见丝绣艺术的历史也是够长的了，它几乎是伴随着蚕丝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当然，在它的发展前期还不能算艺术，就像书画的最初功能也是实用一样，更多的是实用装饰的需要，所以，称作工艺品也许更为恰当。

丝绣，也称刺绣，可以把它看作是以针和丝线为工具材料完成的绘画艺术。除了一枚针以外，丝绣所涉及的“画版”和“颜料”都是地地道道的蚕丝产品，所以，丝绣是与蚕丝业血缘关系最近的艺术。

用不同的图案标志绣于官服之上，以区别君臣等级的方法，称作章服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后世。

宋代崇尚丝绣服装的风气，大大推动了丝绣工艺的发展。到了明代，刺绣已成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兼具艺术和工艺价值的艺术门类，先后产生了号称“四大名绣”的苏绣、粤绣、湘绣、蜀绣。

上海露香园的顾绣，就是当时最出名的刺绣。顾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刺绣工艺名扬四海，并得到朝廷的赏识。到了清代，顾绣更是蜚声海外，吸引了大量海外商人前来订购，一时间，顾绣几乎成为刺绣的代名词，并终于使其成为一朵独立的艺术奇葩。

明嘉靖年间，上海松江府出了个进士叫顾名世，官至尚宝司函。他书画造诣极高，又深谙女眷生活寂寞，便精选宋元大家的字画名作勾勒底稿，供女眷们作刺绣消遣。

他的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绣技极高，在苏绣的基础上独创新意，成为顾绣的真正创始人。顾名世晚年时，在上海九亩地建了一座私家园林，取名“露香园”，并收富家女子为徒传艺，自此，顾绣逐渐成为一种出自名门闺媛之手的闺阁绣，也称“露香园顾绣”。

传至他的孙媳韩希孟时，技艺登峰造极。她在针法和用色上神妙独到，已达到让人分辨不出是绣还是画的境界。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还为韩希孟的刺绣书写对题，并称其为“针圣”。后世也将这类绣品称为“画绣”。

到了清代，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开设刺绣作坊，广收徒弟，传授顾秀技法。自此，顾秀之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此外，蚕丝业对独具中国特色的扇文化、伞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织品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扇以禽羽和植物叶片为扇面材料的历史，进而演变出以纨扇为代表的平扇和丰富多彩、极具艺术魅力的折扇两大系列。今天，扇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实用品，还由它延伸并影响了文学、戏剧、保健等其它文化领域。

丝织品不但作为扇面的制作材料给中国扇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化，同时，还孕育了独具韵味的扇面文化。在中国画的画面形式中，还专门形成了“扇面”格局。

伞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受益于蚕丝业。一种说法认为伞也是由黄帝发明的，称为华盖。最初的伞用兽皮做伞面，丝织品发明后，改用罗绢等丝织品，不但使伞变得轻盈美观，还逐渐把伞变成了区别身份的象征。每当帝王将相出巡时，按等级分别用不同颜色、大小、数量的罗伞伴行，以示显赫和威严。明代时，还规定“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只能使用纸伞。

关于伞的发明，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春秋末年，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经常外出修建亭子，但一遇雨雪天气，常被淋湿。他的妻子云氏非常心疼丈夫，一心想做一件东西为丈夫遮风挡雨。受丈夫修亭子的启发，她用竹子劈成细条，在细条上蒙上兽皮，做成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收张自如的“亭子”，这便是世界上第一把伞。

中国的伞在唐朝时传入日本，18世纪中叶传到西方。据说在公元1747年，一个英国人到中国旅行，看见有人撑着油纸伞在雨中行走，他欣喜若狂，发现这玩艺很适合英国的天气，就带了一把回英国。后来，雨伞变成了英国绅士必备的“武器”。

除了蚕丝业对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和推动，它本身丰富多彩的产业特征和神秘艰辛的劳动过程也成了历代文人和艺术家的重要创作源泉。当然，他们的创作成果也成了蚕文化的组成部分。“神圣篇”中谈及的诗词歌赋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绘画、戏曲、小说等艺术门类也都对蚕丝业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如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捣练图》，描绘了唐代妇女从事丝绢加工时的劳动场景；著名古典小说“三言两拍”的作者冯梦龙和凌蒙初因都是江南人，他们笔下的很多故事都在蚕乡的背景下展开；《红楼梦》、《金瓶梅》等文学巨著中也有大量有关丝绸的描述；现代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的《春蚕》更是通过直接描写蚕业生产来表现社会现实。

当然，艺术作品并不仅仅表现了蚕丝业。也有通过艺术手段，宣传和推广蚕丝业，为弘扬蚕丝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品。最典型、最著名的便是《耕织图》了。

《耕织图》的最初创作者是南宋时绍兴二年至四年的于潜县令楼。当时，南宋偏安不久，宋高宗屡下“劝课农桑”的诏令，地方官吏也“以奉行劝课农桑勤怠为尝罚”，楼，常常深入民间了解农桑实情，感叹农夫蚕妇的辛劳，于是，几经修改，以连环图的形式，绘制成《耕织图》上呈朝廷。宋高宗甚为欣喜，并亲自召见了他，一时间，人人传诵，名动朝野。

《耕织图》分耕图和织图两大部分，耕图21幅，织图24幅，以后，又由楼，的孙子楼洪为每幅画配上五言诗。由于《耕织图》以写实手法详尽描绘了农耕、蚕织的全过程，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很适合作劝课农桑的宣传材料，因而受到了历代朝廷的提倡和百姓的欢迎。

南宋时，几乎各州、县府的墙上都绘有《耕织图》壁画，供官员百姓观摹。以后各朝代，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的临摹作品和内容相仿的《耕织图》问世，版本达近百种之多，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对亚洲的农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楼，的原作《耕织图》并没有传世，现在存世的《耕织图》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康熙皇帝命宫廷名画家焦秉贞和名雕刻家朱圭、梅裕凤绘制雕刻的《御制耕织图》共46幅，耕图和织图各23幅，康熙皇帝还亲自为每幅图题诗一首。

还有一个关于《蚕织图》的逸事不妨一谈。

1968年，大庆油田在清理“四旧”时发现了两卷古画，准备烧毁，幸亏当时有一位“军管会”的干部有些文物常识，决定暂不烧毁，听候处理。这事一搁就是十几年，直到1983年，大庆市政府派人把古画送到故宫博物院，经鉴定，才确认这两幅古画竟是南宋珍品《蚕织图》和《瑶池醉归图》。

原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逃时从宫中盗运出大量字画，这些国宝被运到了长春。后来，苏联红军攻克长春，溥仪被俘，这些字画也流散到了民间。

从题记和有关记载，终于了解到这幅《蚕织图》的来历。原来，楼，的《耕织图》被宋高宗“玉音嘉奖，宣示后宫”后，深得高宗续配吴皇后喜爱，于是，她又命画家临摹此图的蚕织部分，并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画中内容作了详尽的题注。

正是这幅《蚕织图》，才得以让我们形象地了解了宋代的蚕业风貌。

可以说，《耕织图》是古代艺术与技术相伴相随，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典范。

言语得滋养

蚕丝业对语言的滋养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对蚕乡日常土语的深刻影响，也有对正规汉语的杰出贡献，当然，更多的则反映在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谚语、歇后语等民间俗语上。

在前述的“蚕禁忌”中，曾谈到了大量语言禁忌。语言禁忌的初衷当然是为了蚕事的平安、吉利、兴旺，但客观上却对蚕乡的日常土语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结果并没有导致语言的贫瘠化，也没有影响语言的功能，恰恰相反，语言禁忌使得蚕乡的土语变得更为丰富、形象和生动了。其原因就在于，某些犯忌的语言不能说了，但相应的表达仍然是不可少的，这就逼迫人们要想出更吉利、更生动的语言来替代，渐渐地，便衍生出大量蚕乡独特的语汇。

如江南很多传统蚕区把“虾”叫做“弯转”，把“笋”叫做“钻天”，把“酱油”叫做“鲜猛猛”，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期“蚕禁”文化的影响，很多蚕月里的避讳语汇曾演变为蚕乡的正式语汇，之后，随着“蚕禁忌”的淡漠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蚕乡这些独具特色、生动有趣的语汇又在逐渐消失，正在被全社会的大语言所同化，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还保留着这些说法。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语言也是活的，它永远在不断演变中，永远会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些语汇的消亡而悲叹，但适当的研究却是必要的。

蚕丝业对正规汉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汉字和成语两个方面。许多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汉字和成语其实都来源于蚕丝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