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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泽被百业（第1页）

§第十四章泽被百业

回过头来看看从一条匪夷所思的小虫发展起来的蚕业。几千年以后，我们惊异地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个与小虫密切相关的蚕业，它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每一次延伸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中，有的，是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无疑是这个行业的伟大之处，我们不得不感叹一条小虫竟能成就如此大业，究竟是大自然的造化，还是人类的伟大？有的，也许仅源于一次偶然的灵光乍现。这个灵光乍现的偶然却改变了世界的模样，而蚕业仍是这个偶然的母体，其中，依然孕育着必然。

不管怎么说，是这条小虫孕育了蚕业，是蚕业润泽了百业，是百业兴旺了世界。我们怎能不瞪大惊诧的眼睛发出由衷的感慨呢？

静下心来想想，在现代社会，当你离开丝绸，离开蚕业，你依然会生活得很好，因为，这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缺少任何一点东西都不会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可是，假如这世界不曾有过蚕，不曾有过蚕业，且不说这个世界的经济是否会象现在这个样子，也许，你平常熟视无睹的很多东西都将不复存在。你还会说与你无干吗？

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的想法。

立社会支柱

说蚕丝业是社会的支柱，在现代人理解起来，的确有些耸人听闻，但在以“衣食为第一要务”的农业社会里，却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饮血茹毛的荒蛮年代，还谈不上社会呀，支柱呀什么的，可以暂且不论。进入奴隶社会早期后，考古研究表明，蚕丝业形成以前确有一段时间的“衣”主要靠的是麻类作物，而且已经有了原始的纺织业。它是否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支柱产业，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既便是，也仅限于“衣”的范畴，不可能像后来的蚕丝业一样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当时的社会本身还不发达，更何况，由麻主导“衣”的历史也并不久远。

在以后的社会里，尽管麻类纤维从来就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现在，随着纺织工艺的进步，它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它的地位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像丝绸这样的境界。

当蚕丝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它很快取代了麻，占据了“衣食世界”的半壁江山。蚕丝业之所以会轻而易举地取代麻，最主要的原因是蚕丝纤维优越的性能迎合了贵族阶层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而在古代，掌握经济命脉，主导社会潮流的正是贵族阶层。

从产量上来看，麻类纤维也许从来都不输于丝绸，但由于它的消费阶层仅限于平民百姓，经济价值一直无法提升，只能屈居其后。当棉花引进我国以后，它又多了一个“平民化”的竞争对手，所以，麻类纤维从来都不曾主导过“衣世界”。

丝绸纤维巨大的消费市场刺激了蚕丝业的发展，使它一跃成为与“食世界”中的粮食生产平分秋色的主导产业，这便是“农桑”二字的来历。

蚕丝业并不仅仅是在产业上因为与粮食生产相提并论而成为社会支柱的，更重要的，它还是国库和生产者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蚕丝业从栽桑直到织成绸缎中间所经历的生产环节复杂，付出的劳动很多，经营风险很高，更重要的，是它的终端产品所拥有的华贵性能，决定了它对社会巨大的经济贡献。

当然，这种经济贡献在古代主要是通过官办生产机构和繁重的税赋来实现的。“神秘篇”中我们曾经谈到在汉朝就已经建立了专门管理蚕丝业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督促发展蚕桑生产，甚至直接组织丝绸生产，并采用名目繁多的税赋手段来达到经济盘剥的目的。

唐代以后，统治者为了收取更多的税赋，蚕丝业在其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巧取豪夺的手段。如在唐朝，凡是税金或劳役不足者，都可以用绢帛实物充抵。政府还故意采取跌价折算的办法，获取更多的丝织品，使百姓不堪重负。宋朝时，还曾采用“和买”政策，盘剥了百姓无数财富。

所谓“和买”，其初衷似乎不错。就是政府在春天贷钱给农民发展生产，到夏秋天回收绢帛，这样，农民就不必向富豪去借高利贷了。可是，随后的“和买”政策便变了味。贷钱数量越来越少，甚至还会以一部分盐来充抵钱数，而要求回收的绢帛量却不断增加。到了南宋，“和买”竟发展成了“白配”，也就是政府一文不给，绢帛照样要缴纳，成了名副其实的“官抢”。

蚕丝业既成了古代统治者聚敛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逼迫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凤阳花鼓”调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明朝统治者既鼓励发展蚕丝业又依靠蚕丝业聚敛财富的事实。

著名的“凤阳花鼓”调似乎已成了流浪乞讨者的专利，开场是这样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从这则“凤阳花鼓”调反映出来的是百姓对明太祖朱元璋的痛恨。

史实是这样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为了使自己的家乡尽快富起来，下令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十四万富民迁往凤阳安家垦荒，并规定不准私自回原籍，这些富民中就有大量是蚕农。为了能回乡扫墓探亲，每年冬天，他们就乔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沿路唱着自编的“凤阳花鼓”调回到老家，次年二三月间再返回凤阳。这样做既掩人耳目，又发泄了对朱元璋的怨恨之情。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虽然有背常情，不得人心，但主观上他是想发展凤阳的农桑，获取更大的财富。他曾规定凡拥有五至十亩土地者，必须栽桑半亩以上，否则，就要给予交纳绢帛一匹的处罚，而按规定栽桑的则可免四年的税赋。

有史学家认为，我国明代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状态，而最早有这种表现的便是蚕丝业。特别是在江南蚕桑主产区，如浙江湖州、江苏盛泽等地的蚕丝业是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家家养蚕忙，户户机杼响，丝庄绸行星罗棋布，四方商贾云集。更有一些善经营者，经过几年扩大再生产，便发家致富了。

明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的一篇他与织工之间的访谈录《织工对》表明，当时织工与作坊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已没有其他身份的隶属关系，这便是资本主义萌芽早期的例证。

在古代，蚕丝业不仅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百姓生活的经济支柱，特别是在蚕桑主产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江南蚕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民谚，足以说明蚕丝业在百姓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如“吃饭靠田，花钱靠蚕”、“种田好来勉饱饱，看蚕好来真当好”、“稻好吃一年，蚕好用一年”，等等。

除了它对社会的经济贡献，蚕丝业的支柱地位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贸易的促进。通过对贸易的促进，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并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又大大推动了文化的进步。

丝绸贸易的历史最早可溯源到遥远的殷商时代。《管子·轻重戊》中已有“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利民，而天下化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驾着牛车马车开展丝帛贸易了。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中之所以专门指出丝帛贸易，是因为当时的丝帛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多半还承担了货币的职能，它的重要性远胜于一般商品。

据传说，商时的殷王相土是马车的发明者，殷王王亥是牛车的发明者。马车和牛车的发明使人类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我以为，它们的重要意义决不亚于“四大发明”。贸易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交通工具以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由于古代丝绸产量的稀少和价值的昂贵，它的货币特性持续了近两千年。在一件西周时期的铜鼎铭文上就有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交换五个奴隶的记载。直至唐朝，丝绸还是一种高面值的非金属货币。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不通用，丝绸所起的作用更大，它不仅本身是最大宗的贸易商品之一，同时又承担着衡量其它商品价值的货币职能。

“丝绸之路”无疑是丝绸贸易发挥社会支柱作用的典范。它的繁荣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丝绸产品的价值，为历代王朝带来滚滚财源，同时，还带动了几乎所有商品的国际贸易和不经意间的文化大融合，它对我国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丝绸之路”和蚕丝业对文化的贡献在后续章节中还会再谈及。通过文化的力量，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无形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指向蚕丝业本身的发展。所以，蚕丝业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它通过文化这个重要环节，形成了对社会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影响力量。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丝绸贸易的发达给交通事业所带来的进步，特别是对航海事业和海船制造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航海业的进步，又推动了西方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它便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

在现代社会，交通事业已成为社会肌体的大动脉，一刻也不可以停息，就像我们的身体不可以停止片刻的血液流动一样。不论是公路、铁路、航空还是海运，只要有一项停止运行，这个社会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和瘫痪。在古代，交通的地位也许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重要程度，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同样是难以估量的。

促技术更新

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为世界所公认，也是颇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可是，你是否知道，这“四大发明”中其中有三大发明与蚕丝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