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从英国来的吗?”男人忽然问。
温菲尔德心里紧了一下,但脸上没有表情。
“你怎么知道?”
“从你的口音听出来的。”
男人咽下一口麵包,擦了擦嘴角。
“英国人说德语,跟法国人说德语,不一样。我听出来了。”
温菲尔德没有接话,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男人也没有再问,吃完了麵包,把纸袋折好,塞进口袋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本书,翻开,看了起来。
书的封面是红色的,上面印著一个人的头像——韦格纳。
温菲尔德有些不自然的把目光移向窗外。
火车到了巴黎。巴黎的车站是透亮的、开阔的、阳光从玻璃穹顶倾泻下来的车站。
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鑑人,穿著蓝色制服的清洁工同志推著拖把车从面前走过,拖把在水桶里搅出哗哗的水声。
温菲尔德没有出站。
他的火车是联票,从加来到柏林,中间在巴黎停两个小时,不需要出站。
但他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看著来来往往的人。一个年轻女人推著婴儿车从面前走过,婴儿车里坐著一个胖乎乎的孩子。
一个老人拄著拐杖慢慢走,走几步,停下来,看看四周,然后又走。
几个穿校服的学生追著跑,书包在屁股上一顛一顛的,笑声清脆。
他们的脸上,有一种温菲尔德在英国不常见到的东西。不是那种在英国平民脸上看到的那种紧绷著的、生怕失去什么的、小心翼翼的表情,而是那种鬆弛的、从容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两个小时后,他上了去斯特拉斯堡的火车。
车厢比上一趟更新。座椅是皮的,深棕色的,坐上去有点滑。
车窗的隔音很好,火车开起来的时候,风声和铁轨声都被挡在了外面。
温菲尔德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在想那些人的脸——那个递麵包给他的工人,那个推婴儿车的女人,那个拄拐杖的老人。
他们的脸跟英国人的脸有什么不同?
温菲尔德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不一样。
斯特拉斯堡到了。
温菲尔德直接转车去法兰克福。
这一段的风景不一样了。
法国北部的田野是平坦的,过了斯特拉斯堡,地势开始起伏,丘陵一层一层地叠过去,远处是黑森林的影子,墨绿色的,像一道巨大的屏风。
铁路两旁的房子也不一样了。法国那边是红瓦白墙,德国这边是灰瓦黄墙,窗户上掛著花篮,窗台上摆著花盆,红的、黄的、紫的,在秋日的阳光下开得正艷。
法兰克福到了。
这是温菲尔德进入德国后的第一站。
站台上人很多。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拎著公文包匆匆走过,有人站在报摊前翻看杂誌。报摊上摆著几十种报纸和杂誌。
温菲尔德走过报摊的时候,瞥了一眼——《红旗报》《柏林日报》《人民观察家》《建设》《妇女之声》《青年先锋》。
温菲尔德上了去柏林的火车。
这是他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程了。
车厢里坐满了人。
有穿著工装的男人,有穿著西装的男人,有穿著裙子的女人,有穿著制服的学生。
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看窗外的风景。
温菲尔德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把皮箱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著一件蓝色的工装,胸口別著一枚徽章——德国共產党的党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