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查过她?”
“查过。她死了六年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像昨天刚发生的事。”赵刚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她是临河纺织厂的会计,临时工,管棚改项目的账。”
林远帆没有说话,等他自己往下说。
“二〇一七年秋天,李蕊从纺织厂老办公楼七楼摔下来,当场死亡。当时定性是自杀——她留了遗书,说她男朋友跟她分手,想不开。”
“你信吗?”
赵刚把搪瓷缸放在桌上,酒液在缸壁上晃了一下。
“一开始信。”他说,声音很慢,“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失恋跳楼,这种案子一年不知道有多少起。可是李蕊的母亲找了我三次,说她女儿死之前一个礼拜,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发现了账目问题,还说有人在跟踪她。”
“你查了?”
“查了。”
赵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铁皮柜跟前,输入密码,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那封信和他的案卷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上面压着一本《刑事诉讼法》,书的封面已经磨破了。他打开信封,取出几张照片摊在桌上。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圆脸,扎马尾辫,笑容很干净。
“李蕊。”赵刚指着照片说,“这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出事前一周拍的。”
又翻出一张。那是一页账本的照片,纸页泛黄,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数字。
“这是她留下的。账目显示,纺织厂棚改项目配套用地的出让金,有一笔对不上。一千二百万,没有入账。”
“钱去哪了?”
“不知道。”赵刚说,“我当时顺着这笔钱往下查,查到了一个账户。刚要调流水,局里就把我叫去谈话了。说李蕊的案子已经结了,让我不要节外生枝。”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调到了这个办公室。”赵刚看了看四周,墙上那面褪色的锦旗歪斜了一下,“以前我在刑侦支队有六个人。现在,我一个人。”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起风了。
“我不在乎坐冷板凳。”赵刚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那种疲惫的平静,而是一种压着的东西,“我不在乎降级、调岗、收枪。可我在乎一件事——”
他指着照片上的李蕊。
“她死的时候二十三岁。二十三岁,本来可以活着。她发现了一千二百万的去向,她以为她能做点什么。”
“后来呢?”
“后来她从七楼摔了下来。”赵刚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定性:自杀。”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林远帆看着扣在桌上的那张照片。照片背面的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微微卷起。他想象得出,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十年里,赵刚曾经多少次拿起这张照片,看了又看,然后又把它翻过去。
赵刚端起搪瓷缸,把最后一口酒喝完。
“林主任,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我信你。”他说,眼睛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的枝叶。“是因为你是林建国的儿子。”
林远帆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十年前,林市长来公安局调研。”赵刚转过身,看着林远帆,“那天他经过我办公室,看见墙上挂着的锦旗,问我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我说您还记得?他说,他记得每一个认真干活的人。”
他顿了顿。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有市领导主动过问我的工作。”
林远帆没有说话。窗外风越刮越大,老槐树的枝条敲打着玻璃,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你父亲走的时候,我去送过。”赵刚的声音很低,“殡仪馆里人很多,我没挤进去,就在外面鞠了三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