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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网(第1页)

潘大勇藏身的地方,不在临河。

他在河湾镇,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地方,距临河市区八十公里,紧挨着黄河故道。镇子很小,一条街走到头用不了十分钟。沿街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小超市和一个羊肉汤馆还在营业,门口的招牌被风吹得只剩下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里哐当哐当地响。镇东头有一座废弃的砖窑厂,红砖烟囱孤零零地戳在天际线上,像一根巨大的食指。

他住在一栋三层自建房的顶楼,房子是龙振海一个远房亲戚的。窗户正对着砖窑厂那根红砖烟囱。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晚上睡前最后一眼看见的还是它。两个月了,他快被这根烟囱逼疯了——但他不能走。龙振海说了,走就是死。

潘大勇三十六岁,给龙振海开了十年车。开过那辆黑色奥迪,也开过那辆没挂牌的渣土车。他见过龙振海笑,也见过龙振海不笑。他最怕的是龙振海不笑的时候——那种平静的、说话声很轻的样子,比发火更让人脊背发凉。他曾经亲眼看见龙振海用那种语气对一个欠了债的包工头说:“要么还钱,要么还命。”那个包工头第二天就还了钱,但手一直在抖。

他是自愿跟着龙振海的。十年前,他还是个在工地上搬砖的小工,龙振海给了他一份工作。从工地到方向盘,从月薪八百到月薪一万,从被人呼来喝去的小工到谁见了都叫一声“勇哥”的人物。他感激龙振海。感激到可以为他做任何事。包括五月二十八日晚上那件事。

但现在他后悔了。后悔不是因为他忽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害怕了。赵刚的人在全城找他,省里来的人在查这个案子,连周文彬都反水了。他躲在河湾镇,龙振海的人每隔几天给他送一次东西——几箱泡面、几桶纯净水、一条烟。送东西的人不说话,他也不敢问。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狗,等着主人来决定什么时候放他出去,或者什么时候杀了他。

他想走,但他不敢。他老婆孩子的照片还压在枕头底下。他每天看一遍,每天跟自己说:再忍忍,等风头过去就好了。可风头什么时候能过去?

今天,是他在这间屋子里待的第六十二天。

赵刚是在凌晨四点锁定潘大勇的位置的。

他调了潘大勇老婆的通话记录。过去两个月,有一个河湾镇的座机号码给她打过三次电话,每次通话都很短,不超过一分钟。三次通话之后,潘大勇的老婆都会去一趟银行,存几百块钱。查了那个座机号码,登记地址是河湾镇砖窑厂对面的一栋自建房。

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连夜给林远帆打了电话。凌晨四点半,林远帆接到电话的时候,正靠在招待所的椅子上和衣而卧。案卷摊了一桌,台灯还亮着,灯光照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上,照着那些被红笔圈出来的名字和数字。

“林主任,潘大勇可能在河湾镇。距离市区八十公里,黄河故道边上。我建议天亮前出发,趁他没醒,把人控制住。”

“你带人。”

“我已经在路上了。”

赵刚坐在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里,副驾驶放着他的老搪瓷缸。搪瓷缸里不是水,也不是酒,是他母亲给他泡的浓茶——老太太半夜听见他接电话,爬起来给他泡的,说办案子得清醒。旁边坐着两个刑警,都是刑侦支队的老兄弟——当年一起蹲过坑、一起熬过夜、一起被上面压过案子的老兄弟。他叫他们的时候,两个人都没问为什么,只说了一个字:走。

东方地平线上透出一线鱼肚白,国道两侧的白杨树在晨光里一排排往后退,树冠上还笼着未散的夜雾。赵刚坐在副驾驶上,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他想起第一次查李蕊案子的时候,也是凌晨四点多出发,也是这条路。只是那一次,他等来的是一个被压掉的案子。这一次,他不会再等了。

清晨六点。河湾镇还在沉睡。

晨雾从黄河故道上升起来,把砖窑厂的红砖烟囱笼在一片白茫茫的水汽里。空气里有河泥的腥味、烧煤的硫味,还有远处羊圈飘来的膻味。自建房的大门虚掩着,一楼厨房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一个老太太正在揉面,蒸笼冒着白气,整个厨房都是发酵面团的味道。老太太耳朵背,没听见院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

赵刚带着人摸上三楼。楼道很窄,墙壁斑驳,扶手上搭着一件旧工装,楼梯拐角处堆着几个空煤气罐。他们在门口停了片刻,交换了一下眼神。赵刚打了个手势——三、二、一。

撞开门的瞬间,潘大勇正坐在床上。他醒了,或者说他根本没睡——他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秋裤,光着膀子,床头柜上搁着一碗吃了一半的泡面和一部老旧的手机。手机屏幕上是一个未接来电——那是龙振海的人昨晚打来的,他没敢接。

潘大勇下意识地去摸枕头底下。那里有一把匕首,一把弹簧刀,不值几个钱,但他每天睡觉都压在枕头下面。

“别动!”赵刚的声音像炸雷一样在狭小的房间里炸开。

潘大勇的手僵住了。他看着门口涌进来的人,看着那些黑色的警服和防刺背心上白色的大字,看着为首那个人的脸——那张脸他见过,十年了,每次在公安局附近晃荡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人永远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警服,永远站在角落,永远不说话。以前他每次看到这个人都想笑:一个在局里坐了十年冷板凳的废物,连自己的配枪都被人收了,还能翻出什么浪?但现在,他看着赵刚的眼睛,笑不出来了。那双眼睛和十年前不一样了——十年前像枯井,现在像一把刀。

“潘大勇,我们是临河市公安局的。你涉嫌在五月二十八日晚驾驶无牌渣土车致人死亡。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潘大勇的手从枕头底下慢慢抽出来。他看着赵刚,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声音被卡在喉咙里,只发出了一个沙哑的气音。然后他整个人忽然塌了下去——那种塌不是身体的塌,是精神的塌。是一个扛了两个月的重担忽然压断了脊梁的塌。

“我不是故意的。”他说,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赵刚没有说话。他走上前,把潘大勇从床上拽起来,反剪双手,上了手铐。手铐咔嚓一声合上,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那声咔嚓像是某种迟到了很久的句号。他在潘大勇耳边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很低,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

“这句话,你留着跟刘大江说。”

潘大勇被押上警车的时候,东方正好跳出第一缕太阳。晨光照在砖窑厂的红砖烟囱上,照在那栋灰扑扑的自建房上,照在那条通往临河的国道上。赵刚站在自建房的院子里,看着警车扬起的灰尘慢慢落定。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林远帆的电话。

“林主任,潘大勇落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林远帆的声音传过来,很轻,但很稳:“辛苦了。还有一个人。”

“龙振海。”

“对。潘大勇落网的消息,最多半天就会传到龙振海耳朵里。我们必须抢在他前面。”

消息传得比预想的还快。

当天上午九点,潘大勇被押回临河。按照程序,林远帆和赵刚在市看守所的审讯室里提审他。潘大勇被带进来的时候,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拖着脚镣,走路的时候哗啦哗啦地响。他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审讯室的墙是灰色的,天花板也是灰色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空气里有消毒水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

“潘大勇,五月二十八日晚上,你在哪里?”

潘大勇沉默了很久。林远帆没有催他。赵刚也没有催他。两个人都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被审讯的人在开口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心理过程。不是在想说还是不说,而是在想怎么让说出来的话把自己的罪减轻一点。这种过程催不得,只能等。

“在纺织路。”潘大勇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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